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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爱滋病的犯人和正常犯人关押在一起，并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或送他们住院治疗，美其名曰对爱滋病患者一视同仁不歧视。因为以前曾有爱滋病犯人状告监狱将其隔离是歧视行为，人权组织也跟着起哄架秧子瞎吵吵一通。本来监狱方面一片好心，反而惹了一身臊。从那以后，监狱方面再不肯多管闲事，干脆听之任之，反倒落个尊重人权的美名。可是这些患了爱滋病的犯人，一旦刑满释放回到社会，那时对人们健康所带来的危害可就防不胜防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六）“香蕉人”
在美国的华人，一般有三怕，一怕移民局，二怕国税局，三怕警察局。在国内无论多么调皮捣蛋的人，到了美国就都成了顺民，处处谨慎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移民律师事务所时，李易之接到过一位“大饱姨”专业的中国人打来的咨询电话。那人的专业是电子工程，英文的两个单词都以“E”字打头，简称“Double E”（双 E），按中国字音译就成了“大饱姨”。
这位“大饱姨”已经毕业，刚刚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公司正在帮他办绿卡。
“我昨天抢红灯吃了罚单，100多美金倒是小事，这会不会影响我拿绿卡？”
电话那头，咨询者的声音又急切又关心。李易之不免好笑，申请绿卡比申请入党还严格要求自己，可见绿卡在他心中的分量相当重，其实这点小事哪里值得放在心上，李易之劝他别活得太累。对方愣了半晌，说不明白什么意思，请李易之说得更明确点。直到李易之明确告诉他，拿绿卡和交通违章毫无关系，那人才连连道谢放下了电话。
这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敢在美国违法犯罪吗？恐怕多数人只是敢想不敢为。从整体上说，华人犯罪率确实很低。不过，犯罪率低不等于没有犯罪，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监狱也不例外。
李易之所负责的第一监号就有一个华裔杀人犯，他姓张，因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
小张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受的是美国教育，讲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对这样的人，人们称之为“香蕉人”，意思是和香蕉一样，他们的皮肤是黄的，而内心是白的，是白人化，美国化的华人。
在美国接受教育，小张也是个性解放者。中学时就和一个同样是“香蕉人”的女同学发生了性关系。高中最后一年，那个女孩被搞大了肚子。小张的父母知情后，十分生气，严厉训斥儿子，命他立即停止这段荒唐，集中精力作SAT考试的准备。
没想到，当时小张正处于好自作主张的年龄，哪里听得进父母的忠告。他和女友双双放弃了SAT考试，好歹混到高中毕业，就从家里搬出来“自立了”。他们租了一套小公寓，小张当了卡车司机，小妻子到超级市场当收银员，一家三口过着虽不富裕，却风平浪静的日子。
小张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没听父母的话，离家自立的路走对了，现在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男子汉。他十分自豪，为自己的小家庭而陶醉，他决心要挣好多好多钱，让妻子和孩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小张开卡车跑长途，三五天才能回家一次，为了多赚些钱，有时赶上货主需要他连轴转时，也常十天半月的不回家。
在超市当收银员的妻子只有19岁。她长得白皙、漂亮，性格活泼。虽然是华裔，但因为从小生长在美国，和地道的美国女孩没有什么两样，在性的问题上，她早熟而且随便。超市的经理是个有妇之夫，但他却不安分，一有机会便调戏店里的女孩。他知道小张的妻子常常独守空房后，便开始打她的主意。
小张的妻子少不更事，她可不懂什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妇道，只知道红颜易老，要及时行乐。当经理对她稍作试探时，她便心有灵犀地全盘领会了那个大男人的企图。交往没两次，她便主动投怀送抱，把经理领到自己床上，寻欢作乐。
那经理是个性欲旺盛的家伙，却娶了一个十分保守的妻子，当初他走投无路，是为了钱才娶了这个令人索然无味的女人。而小张的妻子是个豆蔻初绽的少妇，又是自己的雇员，在她身上他可以得到性要求的全部补偿。和她在一起，经理可以毫无顾忌地任意而为。他使出浑身解数，花样层出不穷地和这小妇人颠鸾倒凤，使她尝到从小张那里从来没有尝过的滋味，两人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至难解难分。
开始，小张出车回家的日子，妻子对他还敷衍一二，后来干脆找出各种借口夜不归宿，和经理另寻床第幽会去了。终于有一天，小张知道了妻子红杏出墙的事实，他愤怒，他痛苦，可是又十分无奈。
小张十分爱自己的妻子。为了她，他放弃了上大学；为了她，他和父母决裂；为了她，他没日没夜地在公路上拼命……他心中渴望的只是有一天，能和她日夜厮守，生儿育女，共度一生。他不相信这个和他从小相爱的女子，现在会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一定是那个白人老混蛋迷惑了她，他要和她好好谈谈，让她迷途知返；一定是自己老不在家，她太孤单寂寞了，才受了那魔鬼的蛊惑，他要答应她，今后一定常常回来陪她。
“常来陪我，怎么陪？”
听完小张痛心疾首的一席话，妻子无动于衷，反而面含嘲笑地反问丈夫。
小张一愣，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妻子倒不等他回答，径直走到床前，迅速脱去所有的衣服，嘻笑着对小张说：“那就快来呀，来陪我呀！”
她摆出小张从未见过的淫荡姿势，浪声浪气地招呼他。小张顺从地走过去。
小张发现妻子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全身不停地耸动着，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道：“疯狂点儿，疯狂点儿，再疯狂点儿！”
小张被挑逗得热血涌动，可是突然，那女人不再动了，她不满地盯着小张，无耻地抱怨起来：“你不行，你的太小太弱了。和你玩一点都不爽，真没劲！”
怒火冲上小张心头。他平白无故让人戴了绿帽子，还要受这男人最不能受的窝囊气。一时间，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一把抓过鸭绒枕头，死死捂住妻子的口鼻。
“你这该死的娼妇，不要脸的东西！我杀死你，杀死你！”
女人在他身子下面踢着，打着，挣扎着。可是气昏了头的小张，已经什么都不能思考，他只顾死死地按紧枕头，直到女人一动不动，才松开，只见妻子已经面色紫涨，七窍出血。他杀了她。小张是自首的。他把孩子送回父母家，给老人磕了头，便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
看到儿子又回到身边，了解到他杀妻的原因，小张的父母花重金为他请了位高明的华人律师。这位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为小张作了“文化辩护”。
律师搜集了许多证据，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在法庭上充分论证了中国男子的耻辱观。他说：“在中国，男子视妻子红杏出墙为奇耻大辱。女人可以穿绿鞋，男人可戴不起绿帽子，对给自己带来耻辱的妻子，必欲杀之而后快。当然这是不符合西方观念的，但一个男子由于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情急之下，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的确不能忽视传统文化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不是属于我当事人个人所有的，而是来自于整个民族，因此，不应由我的当事人对基于这种文化观念而引发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在判决时，应当对文化观念给予人行为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考虑。各位陪审员，我已经注意到，在美国的司法个案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
律师接着援引了几个美国法庭因文化因素而减轻判刑的案例。其中有一例是关于一位日裔妇女的。
这位日裔妇女因被丈夫遗弃，生活没有着落而携两名幼子投河自杀，经抢救，这妇人脱险，两幼子却丧生。她被指控犯了杀人罪。主审法官和陪审团接受了律师的文化辩护—；—；同样情形在日本文化传统上不认为母亲是在犯罪，使该妇人得以无罪释放。
华人律师为小张的辩护是成功的，考虑到小张的文化背景和自首的事实，法庭对他从轻判处，只判了8年有期徒刑。
“判8年徒刑，出了口恶气，值！”小张恨恨地说。他曾听父母讲过武松的故事。知道武大郎就是因为发现了妻子的奸情，而被她灌了毒药后用棉被捂死的。他想，自己要是不先下手为强，说不定哪天也得落个武大郎的下场。他只恨便宜了那个白人经理，有机会真该连他一起做了。但小张也有反省自己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美国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