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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告诉父母，他们的态度一定是这样这样，所以，还是不告诉他们的好。”“如果我告诉父母，那么除了为了担心，他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他们可能会为我的行为觉得特别伤心，觉得我不是他们的乖孩子了。其实事情都没那么严重的，我想我自己能够处理好。”一般来说，很多孩子是这样想的。从十六七岁开始，甚至一直到30岁，这段时间，人们几乎都是独自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他们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比父母老师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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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专家谈女大学生怀孕
李银河，女，1952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同性恋亚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她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记者：你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怎么看最近发生在西南某高校里的事情——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因为怀孕被勒令退学？
李银河：19岁已经成人，她应该有权利按照个人意愿处置自己的身体。只要学生的性行为没有伤害他人的利益，学校就没有理由对此横加指责。应该追究的是：意外怀孕会给身心带来压力甚至伤害，是什么因素导致她意外怀孕？我认为，造成女生意外怀孕的，不是她与生俱来的性冲动，而是从中学到大学都没能教会她如何正确避孕。在“女生意外怀孕”这一事件中，学校的责任远远大于学生。
记者：你认为“避孕知识”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吗？
李银河：非常重要。瑞典从小学就开始给男孩女孩讲解避孕知识，前几年该国首脑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国家根本杜绝了少女怀孕的问题。”你可以想像，这是多么巨大的社会进步！还有性病知识，向青少年普及性病知识也很重要。现在世界上的性病高发区，无一例外是教育落后地区。欧美国家艾滋病发病率逐年降低，主要应该归功于他们大、中、小学校里开展的性教育。
记者：但是有家长和老师担心：本来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什么都不敢做；你教会他们如何避孕之后，他们会不会变得肆无忌惮？
李银河：这是性教育中的老问题了。从青少年个体来看，这种担心是聪明的、有价值的，因为上述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担心又是多余的。无论你是不是告诉青少年避孕知识，他们的性冲动都不会有一点点减少，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不会有明显降低。与“性”有关的东西已经泛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启发青少年性意识的信息真是太多了。即便是中央电视台，许多广告之中都包含有性的意味。有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市婚前性行为的比率不到10％；现在已经超过50％，一些大城市高达80％以上。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学校的性教育，重要的是告诉青少年正确的性知识，而不要给性冲动本身贴上“道德”标签？
李银河：从本质上来说，“性”是与生俱来的，无善恶之分。我对性教育的观点很明确：在性知识的传播上要无微不至，在性道德的灌输上要无为而治。我们应该给予青少年更多的信任，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承认并尊重他们的性冲动，不说好，也不说坏，不置可否总可以吧。
四、我不能公平地爱上每一个人
第一次看见他就有感觉
被采访人：倪冬（化名），男，1987年生，北京某著名大学大二学生，从事理科方面的纯理论研究。
在港台的学术界包括在整个汉语圈，早已把“酷儿”一词来指代那些性取向异乎常人的人。现如今，这个概念已经被李银河博士拿到国内来。
为了采访到“酷儿”大学生，我曾多次向某酷儿网站的站长发信求助。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有保留。等了若干天后，我便开始在那里发帖，想要找到一两个愿意倾诉的朋友。很快，有个小伙子主动给我发信息了。他就是本文的主角倪冬。
倪冬长得很帅，是个典型的酷儿。他出身于上等的家庭，教养好，极其聪明，虽然只有17岁，在某著名高校研究纯理论的学术圈子中，已经初露锋芒，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
倪冬（以下简称“N”）：你让我说什么都可以。
杨小诚（以下简称“Y”）：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Gay？
N：5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吧。
Y：但是在中学阶段，性意识的萌生其实相当朦胧，即使是男女之间的意识，应该也是若有若无的。你是那时候就发现自己了吗？
N：既然说是发现，那就是说潜意识里有这种体会，那就是很早了。
Y：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体会，你能讲吗？
N：那就很晚了，就是这个假期。我哥哥（在学生当中流行的对男性恋人的称呼，无论是男女之恋，还是男男之恋，均称男性较大的一方为哥哥）是我认识的某个导师的一个研究生，这个暑假我认识了他。在学术上我是一个绝对理性的人，但是感情上，我觉得我特别感性。第一次看见他，我就有感觉；后来在一起的机会多了，我就对他说了。很奇怪地发现，他也是（gay）。
Y：这么巧？
N：对。后来放假，我就回家呆着了。我母亲一直在德国，我父亲被国家委派到英国，我回到家也是一个人呆着，比较烦。那段时间我们互相发短信，感觉都挺好的。7月15号，我就回到北京上托福班。那段时间接触特别多。在感情方面，我是那种，不自觉地把自己弄得比较悲壮的一个人（笑）。当时我总是在问他，“我是不是你最后一个？”因为我觉得，我是什么都能付出的。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9岁开始，几乎就是一个人在生活。我妈妈是特别顾事业的人，整天满世界跑，开学术会议，主持学术研讨会，出席访问学者。我记得，一年加起来能见到我妈妈两个月就不错了。
Y：那你父亲呢？
N：我爸也是在外面，他俩都是很顾事业的人。但是，他俩感情特别好。一说起这事我就很得意（笑），他俩到现在也是每天打电话。我妈妈一开始对我自己在家很不放心，后来也就好了。我一个人在家非常郁闷的时候就对着自己说话，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挺想哭的。那时候特别爱听收音机里的文学节目，比如半夜会播席慕容的诗，凌晨一两点钟播那些诗，让人真是感觉很郁闷。后来我会对着墙说话。有段时间电视上播《天下粮仓》，里面有个人不就爱对着墙说话吗？我们有些同学上课议论，说这也太恐怖了。我听了就特别难受，我的行为被视作BT（变态）性的了。（笑）2002年11月9号的时候，我数学竞赛的成绩下来了，都是一等奖，但是感觉非常不爽的是，我没有进冬令营（奥林匹克竞赛集训）。你也知道冬令营吧？
Y：我知道。
N：有一个辅导数学竞赛的老师，一共只指导过我20个小时，他一直认为我是他最好的一个学生。虽然我们只接触过20个小时，但是我对他的感觉特别不一样。我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了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虽然他每次上课只是两三个小时，上课的内容也只不过讲题，但是我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后来他病危的时候……
Y：他病危了？
N：我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我3科竞赛一等奖，在学校的成绩也不错，我已经铁定了保送了。所以在学校里，所有老师都不敢拦着我。如果老师讲错题，我就会站起来直接说。所以老师都知道我这脾气。有一次校长看见我上课的时候就背着书包跑出去了，校长说，“你干什么去？”我说，“我老师病危了！”校长特别无奈地让我走了。那时候我确实特别难受。我老师清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有没有进冬令营。我特别愧疚，那一年确实有些特殊情况，使得我没有进冬令营。我就骗他说我进了，让他离开得安详些。他去世前的一天，特别精神，我以为他的病就要好了。可是，第二天，我记得是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老师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走了。以后每个月的8号晚上，我都会写一封信，然后9号早上烧掉。那段时间就开始特别郁闷。每天都恍恍惚惚地过，当然也学习，像我学习的时候是什么都影响不了的。学习还是照常学，但是感觉特别不爽。
后来他说他有男朋友
Y：他多大？
N：他是80年生的。有人说，我们是年龄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还是很投缘的。可是最后，当我上完托福班后，我特别想回家看我妈妈。因为我妈妈8月1号到3号会从德国回国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