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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荒原之美便成了我的“哲学世界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圆明园、香山的美比起冬天十三陵一带的苍古或苍劲所具有的壮美要低一个级别。这决不是这里有皇陵的缘故。不，我并不看重帝王陵墓，包括埃及金字塔。
荒原里头有许多宇宙间第一等诗和哲学。雄壮、阔大和浑厚的十三陵地区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天地之大美。这是我从放羊和上山砍柴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而且刻骨铭心，融化到了我的血液中。
今天十三陵成了旅游胜地。不过来去匆匆、走马看花的旅游者能感受到我当年的天地之大美吗？尤其在一夜燕山雪更厚的日子。
告别燕子口的前夕，我为我自己做了一件纪念物：用一个很小的玻璃瓶，盛了燕子口玉米地里一点脱去水分的土壤，再把三粒玉米装入瓶中，为的是永远提醒我自己对土地、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敬畏：“夫稼，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成之者天也。”（《吕氏春秋》）
民乃国之根基。民才可叫万岁，而不是相反。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源泉。
那个小瓶子今天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提醒我的文明哲学要懂得“天高地厚”，算是我一篇毕业论文。
离开燕子口已有四十二年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回去看看，住上三天，再把我放过羊的山峦起伏，长城内外，好好走一遍。
村长估计不在人世了。
望着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我只有恸哭来时路了。
李白的名句“处世若大梦”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三十岁读它，五十岁琢磨它，六十岁咀嚼它，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冲刺
回到北大，已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初。还有五六个月（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要离校了。
这时一般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是早已散了架，叫“魂不守舍”。这里的“舍”是指校舍。我则不。我要作最后冲刺。否则对不住我自己“留一级”的初衷，变成跟自己开个大玩笑。
我照样跑物理大楼图书馆。“物理学与哲学”永远是我的主要兴趣。
此外，我要读些中外政治哲学经典，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我的最大收获是读到孔子给“政治”下了这样一个精辟的定义：“政者，正也。”这才是政治的原义，就像燕子口王村长的一身正气和公道。
５月，我认识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倪友群、陈国维和陈维杭。三人都是摘帽右派学生。他们正在传阅一本名著：《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ｆｅ？》（什么是生命？）作者是我比较熟悉的量子力学开拓者之一：薛定谔。博学、深思明辨的陈国维把它转借给了我。（英文版）
该书是１９４４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但充满了原创性，是一位伟大的量子力学泰斗从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去走近生命的本质（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结构），鼓舞了西方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转其锋芒去探索生物学，时间是二战后。于是便有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壮大。ＤＮＡ的发现便是它的重大成果，时１９５３年。
读了这本书，更让我下定决心，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工作单位的首选来填写。因为去那里工作，是走近生命的起源和结构。当年我对世界（宇宙、地球、生命、国家、人类、人类文明、道德……）的起源很感兴趣。
最后几个月，我加倍用功，尽管饥荒并没有过去。我的定量是每月２８斤。因为没有肉、油和其他副食品，肚子饿是免不了的。若是每顿有好的副食品，粮食定量只要１８斤，而不是２８斤。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数学系有几个同学把４月份的２８斤定量在２０天内便吃完了，然后躺在床上不起来，因为饿，起不来。学校只好再补给他们几斤粮。（当时的粮票比黄金还贵重）
学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特制作了一张就餐卡，每天有９个小方格子。每格代表一两粮。早中晚三餐分别划２、４、３个格子。不可以把明天的格子在今天划掉。绝对不允许这样做！
北大得浮肿病的学生不在少数。当时校方领导要求学生少看书，多休息，电影隔天晚上就有。政治氛围比先前宽松许多，这是中国人用饥饿、浮肿换来的一些精神自由。多沉重的代价！但是五年后，文革爆发。肚子刚吃饱，又开始人斗人，把马克思所说的最起码的“理性规律”忘得干干净净。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变了味的、修改了的假冒伪劣“马克思主义”。
４月，燕园柳树的芽已成规模，有个系号召学生上树去采集嫩叶芽，为的是充饥。这个举动被学校办公室及时禁止了，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在校读书，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北大学生在找树叶吃！
离大饭厅不远处是留学生食堂。走过那里，我有好几次闻到飘来的烤香肠气味。不用说，驻京外国使馆、外国专家和外国留学生的供应是特供。过去供应什么，现在照供不误。
中国学生饭厅和留学生饭厅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
中国人怎么会活到这么悲惨的一步呢？
还是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的《德法年鉴》写下的那句话：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元帅的讲话
每年五六月，首都高等院校全体毕业生都要听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报告，勉励大家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作贡献。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因为人多。
一般由彭真和陈毅轮流出来讲话。周总理总是坐在台上坐镇，以示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学生都知道，如果遇上彭真代表党中央作报告，那么，路线一定很左，知识分子的日子
不会好过。
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年都由彭真出来讲话，据说措辞很严厉，有时是指着鼻子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好好改造。
幸好，我毕业的这一年，是由陈毅元帅出来讲演。所以一两千名毕业生个个兴奋。果然，陈毅元帅句句讲在同学的心坎里，掌声雷动。他主要讲了“红与专”的正确关系。讲得在理。
元帅讲话非常真诚，坦率。他承认在这几年中，批错了许多人，斗错了许多人，说：“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向斗错、批错了的师生赔礼道歉！”
于是，元帅霍地脱下了帽子向台下听众深深鞠躬。不是一鞠躬，而是从四个角度朝台下的四个不同方向，四鞠躬。于是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许多同学泪流满面，我也不例外。
我想，如果中国按照１９６１年这条总路线走下去，十年文革的灾难不仅可以避免，而且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由于陈毅元帅的报告，我们的毕业政治鉴定非常温和。当时有个术语叫“和风细雨”。（因为基调已经定了）
给我的评语是三条优点，三条缺点。其中一条优点是：学习刻苦，钻研心强，知识面广。
这出乎我意料。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这些留法学生是党内尊重理性规律的代表人物。
我想起中国古人说过：“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天在上海外滩有一尊陈毅元帅的铜像。站在他面前，我总是记起１９６１年我毕业前夕聆听他的讲演和他脱帽鞠躬道歉的动人情景。
告别生出惆怅
惆怅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感情。一个人越是会惆怅，他就越成熟。野生动物会惆怅吗？
科学、艺术、哲学的最高境界正是叫人惆怅。
１９６１年７月。学校宣布：毕业生可以回家等待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但不准带助学金。看来，我只有留校等分配了。不久，校方改变了政策：毕业生可以领取助学金回家等待分
配。我是喜出望外。由此可见，助学金对我是多么重要！我对这１４元５角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我决定回老家，但带了几本名著经典。我是念念不忘“最后冲刺”。把翅膀长得硬些，即使流放“西伯利亚”，也有飞高的本领。
８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老家接到西语系人事科的通知，要我速回京办理离校手续，包括还清图书。
我报到的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正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你满意了吧？”科长问。
我只是点头。
在别的同学看来，农科院是同泥腿子打交道的单位，低级，不会有出息。我并不这样看。后来的十七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地址，离北大南门仅四站路。过了人民大学这一站便是，红围墙，有座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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