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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小吃都集中在南面海淀镇，大小约摸有十五六家。我住的学生宿舍４０斋（四层楼房）便正对着海淀镇，中间仅隔一条大马路（从城里西直门到颐和园必经过这里）。
那里有家“海顺居”我还记得，但有什么特色菜，我忘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在那里美食过，一次也没有！
当年，我是把所有的人欲（食欲和情欲）统统转化成了一种欲望：求知欲。
如果说，五十年代北大校园有什么欠缺，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便是附近少了几家茶馆和咖啡屋，这道人文风景。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或硬件，而在软件：政治气氛不允许它存在。
因为师生在茶馆、咖啡屋相聚，高谈阔论，免不了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当年是绝对禁止的！
有关这个欠缺，我有强烈感受，因为我的内心渴望北大附近能有这样一个供不同专业的师生、学友自由交流思想的建筑空间。如果有，我变卖裤子也要每个星期去泡一次。逛圆明园和泡咖啡屋都是必需，各有各的妙处，都养人，互相不能替代。
从国外书刊，我知道有关咖啡屋的许多故事。
有关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在回忆录写道（一个月后他逝世）：“在这些求学年代，我同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同学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是同他去一次利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屋。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业，也神聊好奇心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我梦想北大附近也有一家类似“都会”咖啡屋的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自由交流，改变我“独学无友”的不利状况。
如果政治氛围更宽松些，留学生也可以加入进来。当时北大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一百多名。自反右后，中外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又是一个遗憾。当年的敌情观念太强，夸大了。到处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在精神病学上有个专门术语：被害妄想。发展下去便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今天我一有空闲，便去泡咖啡屋，心理动机之一，是报复过去的限制和禁锢。
读者手中这本书的有些章节提纲便是我一人独自坐在衡山路一家叫“凯文”（Ｋｅｖｅｎ）的咖啡屋写下的。
我特别喜欢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深秋季节的梧桐落叶。“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会帮助我“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至于是什么质量的咖啡——哥仑比亚或维也纳的风格——我并不在意。严格地说，我只是借用咖啡屋的氛围，去感旧回首，同逝去的岁月重逢。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1）
这种极度忧伤、绝望、否定人生有意义的状态开始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是很奇怪的。至今我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机理和深层原因。
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常是引起我的忧郁症急性突发的诱因。比如失恋（少年维特烦恼的性质），受到一次批判等不顺心的事。不过有时候忧郁症猛然袭来同外界事件又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层次很深，不属于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它是与人生俱来的，有着“普遍世界结构”的性质。
抑郁状态是一切都瘫痪了！
人生、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昨天还是令我陶醉的音乐、诗歌、自然科学和哲学，今天对我便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对任何事件都不感兴趣！活着就是没有意思。——这是我的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我自己不能控制它的来和去）
于是我装病，躺在集体宿舍，请假，不上课。好心的同屋陈宣圣（温州人）从食堂给我打一份饭菜。
外面的阳光灿烂，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阴暗的，低沉的。
遇上这种情况，多半是去闲逛、漫游。地点是圆明园四周的村落。那里的村民大多是正宗的满人，说的都是北京很土很土的话。三个包子不说三，而念“ｓａ”。
当然，我游荡的范围还有颐和园四周和香山一带。越是荒野的地方我越是去。常常我会在一座孤坟面前停下来。这时候，李白的诗句又会在我耳边回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有一回五月，下了一场小雨，我在香山荒村的地头又看到一座孤坟。微风吹动坟上几朵不知名的小小野花，我突然记起不久前读到的一首唐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是写绝了：
“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孙佐辅）
十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经诗人加以排列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超、悲壮的美学境界，令我折服！它和肖邦的小夜曲是等价的。
能欣赏唐诗的人，一定会吃透肖邦。两者是相通的。
我的忧郁状态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普遍世界的忧郁”或叫“世界普遍的抑郁”，具有哲学性质。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并对我自己作了一点精神分析。作为练习，我试着把“普遍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抑郁”）译成德、英文，并请教了赵太太和温德先生。我把英文的忧郁和抑郁分别译成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后来我才明白，李白的“万古愁”也是“普通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的抑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的忧郁症多少带有周期性。一个学期一两回，每次一至三天。突然袭来，又悄然而去，不是我主观能控制住的。有些神秘兮兮。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我的抑郁状态则到了“伤”我的程度。它对我是摧毁性的。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人处在瘫痪、崩溃状态，还不伤吗？幸好，时间较短，一会就过去了。然后内心的乌云渐渐散去，阳光重又四射。我后悔不已，再去拼命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发誓再也不忧郁。
不管用，三五个月后又遭忧郁症袭击。４５岁以后便少见了。一年难得遇上一次。时间也短，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多半天。但根绝“万古愁”是办不到的。否则就不叫“万古愁”了。
其实“万古愁”的最深根源在这十个汉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青青陵上柏》）
这是人生存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普遍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这是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或有关生老病死的佛教哲学课题。它只能一次次地被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它高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若是人生意义被彻底否定了，物理学的哲学背景也就没有了意义。
李白也许受上述十个汉字的影响，又提出“处世若大梦”这个命题。据说这是他大醉后一挥而就，信手写下的。妙！
四年级上学期，德国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介绍我们读卢卡奇（Ｇ．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年生）的东西。他是匈牙利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研究。我仔细读了他的《青年黑格尔》（１９４８年）。
卢卡奇分析了黑格尔２７－３０岁一段“不幸的疑病状态和自我崩溃状态”（即１７９７－１８００年法兰克福时期的危机）。
后来黑格尔说，他遭受了好几年的疑病状态，弄得他万念俱灰，精神几乎陷于瘫痪。一般来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种疑病阶段的。这是他本质上的一个收缩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关，之后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确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命。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为自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而生命只是过程。（今天回头去看我的大学６年，便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生命之旅无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序列”）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2）
当我在抑郁状态，有时会因为读了一首诗，而突然猛醒，又回复到了发病前的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比如歌德的《上帝和世界》：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周而复始，从不停顿：忠于守旧，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德文诗。它对我一直是个高贵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