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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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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1982年5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28、 40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G. Marcel, 1889—1973)。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Lesson One)。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the WorldOrder”;德文叫“die Weltordnung”。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40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1809—1865)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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