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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