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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的细微虫鸣，忽然传来的几声隐约的火车鸣笛，使我们稚嫩的心灵出现了不该有的惶惑与孤独。
就这样，我们坐了许久。
现在把话题拉回来，再说罗水泊。有好几回，我发现，他皱着眉头，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怔怔望着我们。这种目光沉重，迟滞，似乎杂有了困惑与忧郁。一次，是我和小眼镜、亨亨几个人在一起胡聊，正在讲两天前的夜里，在校部看电影时，差点儿没打起来的一场群架。我们这山头去了十几个孩子，校部也有十几个孩子，大伙都带了砖头、木棍、菜刀。两边正在碴架，被一个大人发现了，叫来了保卫干事，驱散了两边的人。那天我和小眼镜凑巧都没去，亨亨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着：“他一下子拽住了那小子的领口，咣噹；！嘿……掉出一把菜刀来，就嚷嚷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嘿，你猜那小子说什么……”说到这儿，他突然截住了，悄声细语说：“罗水泊正在拐角儿那儿瞧着咱们，听咱们说话呢，我说，‘一—；—；二—；—；三！’咱们一块儿拿眼睛盯着他，嘿嘿，我接着往下说……”他又提高了嗓门，“那小子你猜说什么？”他说，“我妈让我去割韭菜的！多逗哇！嘿嘿……一—；—；二—；—；三！”
我们几个人猛一下转回头，齐刷刷将目光投向罗水泊，盯了一会儿，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那时，天气已经变凉了，罗水泊又戴上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见我们一块逼视着他，一怔，眼镜片一亮，忽然也仰头和我们一起笑了。
他走过来，笑着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喜欢打架呢？”
“这，你管不着！”小眼镜梗着脖子说。
“怎么管不着？”他显得有些不悦的样子，把帽舌又往上拽一拽，“我就是问一问嘛。”
“管天管地，还管得着拉屎放屁吗？”
我们又哄笑了。他无奈地摇一摇脑袋，也笑一笑，转身走了。
又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聚一块，胖三儿和亨亨摔跤，大伙在一旁助威。这时，罗水泊正好挑了一担猪草从我们旁边经过，他忽然站住了，并没有放下担子，又是用那种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们发现了，就冲他喊着：
“嘿，罗水泊，也来跟我们摔一跤吗？”
“罗水泊，来呀，来呀。”
罗水泊变得很兴奋，他放下担子，用袖口擦一擦脸上的汗水，嘎哑着嗓子，用带南方味儿的不纯正的普通话说：“摔跤嘛—；—；不是吹的，摔你们三个，白—；—；玩！”
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以前见到的罗水泊从来是沉默寡言的，阴沉的、疲疲遢遢，没有见过他开玩笑。大家都起哄说：
“过来呀，罗水泊，别吹牛，摔一跤！”
胖三儿拍拍胸脯说：“别三个人，就我一个，也能撂倒你，信不信？”
罗水泊呵呵笑了，笑得那么畅快。他又挑起那担猪草，冲我们挥一下手，赶快走了。
我们在后面追着他嚷：“噢—；—；罗水泊认输啦，罗水泊输啦！”
他挑着担子，晃晃悠悠加快了脚步走了。那样子，似乎年轻了许多。
从此，罗水泊跟我们这些孩子们建立了一种无形的亲密关系。那时候，五七干校不停地搞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分子。于是，就把罗水泊这一批老黑帮分子放过了。出现了林彪事件后，原来管理五七干校的一批军人突然被调走了，又换了武汉军区的一批军官来，政治空气不那么浓厚了，也不必天天晚上都开会了。
罗水泊被调去放鸭子，他就得住在鸭圈附近，连里就让他一人住着一间破工棚，即使晚上也有些不太重要的会，他可以不必参加。这大概是他最“自由主义”优哉游哉的日子了，我们这群孩子，几乎每天就跑到罗水泊的工棚里去玩。罗水泊手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他就每天给我们讲一段故事。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每天盼着到他那儿听故事，后来，将一群大人们也招来了，连军宣队的领导也天天跑来听故事。
罗水泊确实有一种讲故事的天才，会渲染气氛，风声，夜色，甚至连草丛的簌簌响动都能描绘出来。每讲完一段，大家都不满足，希望他再讲下去。一次，军宣队的周参谋长扯着大嗓门说：“嗨—；—；呀！罗水泊，你别卖关子嘛。你先跟我们说说……那个家伙，什么名字？嗯……邓蒂斯，他怎么逃出监狱的？啊—；—；你讲完嘛。”
逗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那个时候，罗水泊的模样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满脸胡子茬，头发蓬乱，邋邋遢遢的。他喜欢把两手笼在袖子里，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不过，他的笑容多了，说话也多了。有时，他的眼镜片会闪烁着特殊的光点，锐利的目光似乎穿出厚重的眼皮，突然那么一瞥。
夜里，他和我们一起去叉青蛙。他叉到的青蛙总要比别人多。我们才发现，这时，他特别敏捷，动作非常利索。在水田里，他听到哪里有蛙鸣，突然按亮手电筒，青蛙被射来的光柱定住了，手起叉落，立刻叉到一只青蛙。可他不敢给青蛙剥皮，说是见到血淋淋的样子心里难受。我们就一起合作，有人剥皮，有人烹炖，有人买酒，他主管叉青蛙。有时，还请周参谋长一起喝酒。一回，周参谋长喝得醉醺醺的，用筷子点着罗水泊说：“你呀，你没事儿……我估计，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吧。好家伙，一个连，大多半都是反革命，那还了得？”
罗水泊竟然显得很激动，泪水汪汪问他，“那……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定案呢？”
“这个，可不归我管！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里，罗水泊用别人丢掉的几个罐头盒，做成了全连第一个煤油炉子。这个煤油炉很精致，还有调节火苗的装置，大伙都很羡慕。从他而起，连里掀起了用罐头盒制造煤油炉的高潮，罗水泊被戏称为“总技术指导”。以后，全连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煤油炉了。连里的头头，还有军宣队的头头，就让罗水泊替他们做煤油炉。罗水泊做出了八、九个煤油炉，越做越高级，有个煤油炉除了可燃烧煤油外，还可以烧木炭，就像一个小火锅。
到干校后期，有几个年轻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刚分配的大学生，也是单位里的造反派。然而，到了干校，却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们的案子搁在那儿，也没做审查结论。他们也常常往罗水泊那儿跑，我常常见到的有徐明远、陈青、刘科几个人，他们经常低声细语聊到深夜。他们先是谈古论今，讲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这些年轻人都很佩服罗水泊的博学广识。后来，他们就天天晚上到罗水泊的工棚里去跟他学英语、法语和德语。开始，罗水泊有些犹豫，因为，连里领导人已经警告他，不要跟那些“五·；一六”分子拉拉扯扯，甚至给他扣帽子，说他是搞小集团。罗水泊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叫人家从北京买了一些毛泽东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外文译本来，对照着这些外文书，教他们学外语，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十几个人。那时，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学英文，连里的领导们很不放心，但又不敢阻挠学马列著作。他们就也来参加了一段时间，以便于监视。罗水泊毫不在意，他总是说先对照外文译本讲解文中一段的意思，接着，就领我们念一个又一个单词，还给注上国际音标。那些领导没有打探出什么秘密，又不耐烦跟着一块学，呆几天后也就退出了。一次，连里开大会，有个领导居然破天荒表扬了罗水泊，说他带领大家学马列原着，这是好的，希望能坚持下去。
那些日子，我感到罗水泊身上有一股活力，又悄悄开始滋生出来了。他和徐明远叔叔几个人成了知交，他们以后就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一直到死，有些后事也是他们来料理的。
某个秋天的下午，我去找罗水泊，大概是问一个英文单词的读音吧，他很快就告诉了我。他仿佛是充满了心事的样子，不安地瞥我一眼，又一眼，又很尴尬地朝我一笑，抻一抻那顶破蓝呢帽。我瞧他心情不好，也不想打搅他，立即就要走。他却把我叫住了，“来，来，你坐这儿，我有话要问你。”
我在他的床铺上坐下。他并不问我什么话，急匆匆又慌乱地翻开一个小口袋，找着东西。“你等会儿啊，”他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是一小块巧克力糖！
“给你，”他脸上露出了近于巴结的笑容，“你吃，快吃了吧！”
“我不要。”我有点儿奇怪，不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