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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月后，她仍然没有理睬我。我生气了，就给她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恰好是她接的，非常冷淡地说，她已经把信转给罗方和罗圆，至于他俩做出什么决定，就是他俩的事儿。她会让他俩给我一个回音。然后，很生硬地就把电话挂断了。
又过了一星期，罗方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们兄妹俩将永远断绝与罗水泊的父子关系，他们已经没有亲情可言，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情绪。是否与罗水泊恢复父子关系，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信中还说，“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罗水泊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一边，这是一种抉择。我们俩同意姑姑、姑夫他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的感情是阶级感情。”信后的落款是罗方和罗圆两人。但是，看得出，也许是罗方执笔写的。这封信很长，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语言。他们做的很决绝，甚至把油票和罗水泊的照片也寄回来了。收到这封信，我心里很难受，知道大哥与罗方罗圆恢复父子关系的希望破灭了。可我怕他太伤心，没有立即将此事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孩子们涉世不深，容易受教条主义影响，要他有所准备。
那一年秋天，我去北京治病，又看望了母亲（我与母亲是在公园见面的，由罗云家的保姆陪同。她与我断绝了来往，但允许我看母亲）在星期天，我又和大哥见了一面，他说他的屋子太狭窄，约我在紫竹院公园里聊一聊。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中午也没有吃饭，只啃了两个面包。聊了彼此的遭遇后，大哥迫不及待问我要罗方罗圆的信看。我不想拿给他看，先是推说未带来，又安慰他：“算了吧，孩子的话都是很幼稚的。不必看了吧。”他很聪明，就猜到我一定把信带在身边了。他笑着说，“这些年，我们什么没有经过？还怕什么？拿来给我看看吧。”我只好取出罗方的那封信给他。我注意观察他的神情，他的脸色如常，手腕子却微微颤抖，表明他内心仍是挺痛苦的。我又有些后悔给他看信了。不过，看过信后，他只是微叹一声，摇摇头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他又极冷静地说：“说不定，我和他们的关系先冷一段时间更好一些，也省得连累孩子们，连累三妹一家人了……”他又自我解嘲说，“谁叫我是害人精呢？走到哪儿，就传染到哪儿。”他又开玩笑问我：“我不会传染你吧？”我苦笑着回答他：“咱俩都是带菌者，无所谓什么传染不传染了！”大哥接着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请求我，把罗方的信交他保存。我一怔，忙说：“这个，你别把这些记心里……”我没说完，大哥就连连摆手说：“嗨！你想哪儿去了！我丝毫没有记恨孩子的心思。以后，我与孩子们恢复关系，也不会提起这封信，就当没有看到过似的。那时，我会把信烧了！”他的神情略有点儿忸怩地说：“唉，你不知道，我太想孩子们了！看一看方方的钢笔字，我也能得到些安慰！”他又指着信上的笔迹说：“瞅瞅，方方的钢笔字很漂亮嘛！”他又憧憬地说，“圆圆现在也上了高中吧？该是大姑娘了吧？”这时，真好像有一把锥子刺在我心里，泪水忍不住流淌下来。我记得，那天大哥只向我提了一个要求，让我想法子找两张孩子们的照片给他。当时，我做了承诺。可惜，这样一个微小愿望都未能满足他，我做了各种努力，想了许多办法，也未能拿到孩子们的照片。他临死前也不知道孩子们长成什么样儿了。这是我至今最感歉疚的一件事。
……大哥生病很突然。那天晚上，他吐血后，院里的邻居将他送到医院。过了几天，所里就打电报给我，告诉我大哥已查出是癌症，危在旦夕。我手里拿着电报纸，震惊住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第二天晚上，我们托了一些朋友，买了一张火车票，就直奔北京。以后，我听说，研究所也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三妹，还是军宣队负责人打的电话。三妹说，“我和罗水泊早已断绝来往了。他的事情，你们不要找我。他在上海有个弟弟，他们的关系很好，你们可以和他联系。”当时，连那个军宣队负责人也连连摇头，说是同胞兄妹，为何心肠这样硬！
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再和三妹联系。大哥逝世那天，研究所又给三妹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此事。有人说，三妹到太平间去看了遗体一眼。可是，那底去没去，我也搞不清楚。
……记得大哥住院期间，因为没人照顾，只由邻居及徐明远等年轻人看护他。所里的领导，有人很同情大哥，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给大哥摘掉右派帽子，然后，由研究所打电报给罗方所在的军垦农场，给其办理困退手续回京。这当然要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罗方是否愿意恢复父子关系。这个方案，使得大哥挺高兴。他的病竟然也有了起色，咯血也减少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可以使罗方回北京，也能借此恢复子女与他的关系了，大哥非常关心这事的进展。他天天询问还有哪些阻力，需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面带喜色地唠叨着：“唉，我这个害人精总算能为孩子做一件好事啦！我死也瞑目了。”
谁知，所有渠道都疏通好了，黑龙江军垦农场也同意罗方回京。罗方自己却坚决拒绝与其父亲恢复关系，也拒绝回京，他说：“我的立场是坚定的，绝不改变。”他给研究所领导拍来一个电报，他们未与我商量，就直接拿给大哥看了。据他们说，大哥看电报时，受到的精神打击很大，目光呆怔怔的，别人跟他讲话，他也不理，像一个木头人。
从那天起，大哥的病情又急剧恶化了，吐血不止，已濒垂危了。晚上，我闻讯去看他，只是拉住他的瘦骨嶙峋的手，默默望着他。他也只是凄恻地一笑，什么也不说，呆呆望着屋顶。
过了很长一会儿，他才声音微弱地问我：“他俩干嘛那么恨我？唉……是不是认为我，害死了少蓁？”
我忙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想到哪儿去啦！孩子们只是不懂事而已！”
他闭一下眼睛，表示不同意。又嘶哑地说：“我当然是有责任的。这个家破散了，我有责任。可是……我也弄不清楚了，我到底是不是害人精呢？”
我哽咽地拉着他的手说：“不，不，你是好人……”
“好人……怎么还害人呢？”
“不是你害人……是别人害了你……”
“不管怎么说，你以后替我转告孩子们吧……请他们能宽恕……我，这个害人的爸爸……”
他因为癌肿逐渐堵塞了气管，说话很费力气，吐字也不清楚。讲完了这几句话，已是精疲力尽了。我坐在一边，拉他的手，尽量不使自己的泪水流淌出来，以免刺激他。
这大概是大哥去世前，我俩谈话较多的一回。以后，他再也讲不出成句的话，只能用断断续续的音节和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去年，我去美国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讲学，就住在罗方家里，我们已是好几年未见面了。第一天，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三点多钟。当然，最多的话题，就是他的爸爸罗水泊。我感到很奇怪，罗方竟对自己父亲知道得那么少。他不过是从伯克利的图书馆里搜集了一些大哥的资料，大都是那些回忆文章。我跟他讲起了与大哥的最后一次谈话，他的眼眶里涌满泪水，嘴角抽搐着。当我讲到大哥说，请孩子们能宽恕他时，罗方再也忍受不住了，忽然掩面大哭。他说：“唉，是我们……害了爸爸！是……爸爸的话，说颠倒了……该是他宽恕我们！应该宽恕的，是我们！”待感情平静一点儿，他才对我说了一番心里话。他说，他始终怀着一种赎罪心理，面对先父的亡灵。但是，他不愿意讲出自己的心情，也有刊物约他写文章，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要用自己的奋斗来表达内心的忏悔，他只有做更多的事情去延续父亲的事业，才是对父亲的真正纪念。他将来还要用这个准则来要求自己。他的这番话从未对别人讲过，除了罗圆以外，就是我了。罗圆也已经在美国定居了，她是研究物理学的，在明尼苏达州一所大学工作。我因为那次访美的时间短暂，就未及与她见面，只是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罗方说，他俩还和姑姑罗云时有联系，常常通一些信。但是，他们不谈及爸爸的事情。在美国时，我曾几次探问罗方，姑姑都做了哪些挑拨离间的工作，罗方总是避而不答。这孩子的品格颇有父风。回国以后，我应罗方的请求，把大哥目前出版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