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抹杀了她的一切劳绩，这使她充满了苦闷。而教堂里的那位牧师呢，他的宗教思想又极其简单化，翻来倒去只会说：“你信神吧，信了神，什么都会有，也什么都好办了。”你若问他，当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就是要祷告。有了什么事情，就向上帝祷告。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一次，少蓁跟他辩论，问他：“照你这么说，只要祷告就是好教徒吗？—；—；是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向上帝祷告了，才会获得神灵的感觉，神就会来帮助你。”“如果是一个小偷呢，每天只想多偷几个钱包，他就向上帝虔诚祈祷，让我多偷几个钱包，不要让别人抓住吧，那么，他也是一个好教徒吗？”“他……怎么会是好教徒呢？”“他祈祷了呀。”这位张牧师瞪大了眼睛，回答不出来，呼哧半天，才对少蓁说：“你怎么这样想！这是不好的。神会发怒的。”
张牧师的回答使少蓁非常失望，加速了她改变信仰。不过，张牧师倒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思想极简单的人。前几个月，有少数几个老教徒在一起秘密聚会，请这位张牧师来传道。他讲的一个命题是：“爱”。他以为爱就是驯服，对一切的驯服，包括对罪恶、对暴政、对苦难都要驯服，这就是爱的根基。他讲得声泪俱下，几位老教徒也落泪连连点头。我听了，却颇不以为然，心想，对罪恶的真正驯服就是也演化为罪恶；那么，又何以谈起爱呢？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也就没有当众反驳他。我以后也就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那些岁月，少蓁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产生了怀疑，我们几乎天天争论。她认为，教义里把爱讲得过于绝对了。譬如抗日战争时，倘若我们真是采取毫无抵挡的和平主义，岂不是当日本鬼子的亡国奴才是好的吗？为什么不能讲恨？为什么不能恨罪恶？她还认为，外国的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们，其实是最虚伪的，他们口称是“爱人如己”，却侵略别国的土地，掠取别国的财富，杀害别国的人民，难道这就是基督精神？她讲出这些话来，真是振振有词，有许多问题我也难以回答。我只能说，教会并不完全代表基督精神，应该承认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或现实中都做过许多错事，甚至坏事，而且，它的本身也有一个革新过程，例如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批判就是如此。但是，基督精神的根本宗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应该说是某种终极真理。将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罪恶的根源又是极复杂的，也是与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有关的。这时，我们放弃了爱，仅仅讲恨，会不会将人类误导到互相杀戮的道路上去呢？可能是我的那些道理讲得太空泛吧，一点也说服不了少蓁。她就认定我从欧洲留学回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太深，有洋奴思想。
有些日子，少蓁干脆也采用了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会的办法，给我扣许多帽子，提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跟我胡搅蛮缠起来。那时，恰好她已经怀孕，正要生下方方，我也就尽量避免和她争论，常常躲到书房里读书和翻译书。因为，我对于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确实说不出个道道来。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史，又研究古希腊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积累开始促成我写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那些日子我萌发了这些想法，也写了粗略的大纲。
我与少蓁的感情裂痕也就在那段时间真正形成了。我俩有不同的思想追求，这是不要紧的。如果能宽容别人，理解别人，也许，也能在各自不同的寻找道路上提供一些珍贵的思想信息，最后又能使我们融合到一起。可惜，她的单纯与幼稚害了她，使她的思想变得僵化和教条了。恰好，三妹来到北京，在一个解放军文工团当演员，刚入共青团。她介入了我们的家庭纷争，与少蓁联合在一起，自称是革命派，要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后来，这条战线又吸收了方方和圆圆，使我们至今不能见面。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那篇文章也是他们让你写的，你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可是，少蓁，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了，我们无法去争论是非，只能采取现实态度……”我流下眼泪，“我们也只好分手！”
少蓁冲动地扑到我的身上，紧紧搂住我：“不！不！你没有错，我就绝不会跟你离婚的！绝不会！”
那一夜，我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少蓁坚定不移向我表示，她绝不与我离婚，等着我。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不变心，那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将自己的生命牢牢与少蓁联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的问题最后定案后，被发配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也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万斤高产田，然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馑。少蓁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这些信很短，大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