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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探险者极少，先知先觉者也极少，舍身取义者也极少，最容易对己自求，对人苟求，向上仰求。即使极少数的仁者义士也很可怜，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思想定位之处，只好用自我牺牲来报答施虐于他们的统治者们。呃，他为了证实这个观点，还专门引证了清朝方苞所写的一篇文章《左忠毅公逸事》，你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我读的历史书太少，您能给我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吗？
唔，方苞这个人，大概你也不知道吧？他是清朝初年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康熙年间，他被牵连到戴名世的《南山集》一案里，这本书由于引用了别人写的南明小王朝的事，清廷认为“大逆”罪。杀了戴名世，株连一些人。方苞为这本书写序，还存放了此书的刻板，也被关了一年半。他写过许多很好的文章，《左忠毅公逸事》就是一篇。左忠毅公也就是左光斗，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大官，也是廉节、清明、很正直的人。他有一次出去微服私访，在古寺里见到了史可法，读了他的文章，对他颇为重视，觉得是个大人才。以后，左光斗提拔了史可法。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等一伙太监专政，把左光斗等一群东林党人抓起来，用酷刑拷打。史可法心里难受，想去狱中探望恩师，就花钱买通了狱卒，化装成一个贫民，总算混进监狱。他看到左光斗，形状其惨无比，脸孔被烫得不可辨认，双腿只剩了骨头。史可法跪在左光斗面前，忍不住痛哭失声。左光斗听到声音，举手拨开肿烂的眼皮，发现是史可法，目光炯炯怒斥他：“无能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要你前来！国家已糜烂到这种地步，我已经老了，你又轻生不识大义，天下的事由谁来支撑！你不赶快走，必定会被奸人陷害！再不走，我扑杀了你！”他摸着地上的刑具，真要打史可法，史可法也就只好赶快走了。他后来就把恩师作为榜样，牢记在心中，带兵打仗，多么艰苦，也能忍耐，他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负吾师也。”唔，这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
是呀，太感人了！不过，我不明白，这个故事又和罗水泊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很伟大、很高尚的品格呀！
你听我慢慢说嘛，这些思想是水泊的。他说，左光斗和史可法在行为上是很勇敢的人，在思想上却是只停留在忠于君主，忠于老师，就只能是软弱的，甚至是卑怯的。譬如，左光斗遭此虐待，他只恨魏忠贤等太监、不会恨君主，也不敢恨君主。史可法呢，则更是如此，他在扬州抵抗清兵而殉国，当然是壮烈的！可是，再看史事就可以知道，他去扬州督师，是被昏庸腐败的弘光皇帝—；—；也就是福王，还有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奸臣排挤走的。史可法是兵部尚书，有兵权嘛！他根本不敢想去发动一场兵变，推翻这个混蛋皇帝。儒家的“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也使他不愿这样做，甘愿老老实实又无可奈何地避开他们，他在扬州殉国也是用自我牺牲来表明心迹，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用一死报答了君主和国家！难道这不是一种受虐感和自虐感吗？
这个，这个……您说的是有一定道理，我却又觉得也不无偏激，史可法毕竟是伟大的，是品格很高尚的人。
你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涉及到旧道德和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五四”运动以后，一批新文化的名人批判中国的旧礼教，认为礼教吃人，扼杀人性，对“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认为所谓忠贞、气节是不合理的事儿。譬如，周作人就是这样的看法。抗日战争后，他落水当汉奸，为自己辩护，说他反对礼教，不承认气节之类的观念，在日伪手下当官，能做一些具体的好事，就是问心无愧。周作人后来给周恩来写的一封信，全面叙述他的观点。汪精卫的汉奸理论也是差不多，也说他做汉奸是对民族的命运负责任，是一种“曲线救国”，尽量阻止日本人少掠夺一些中国的财富嘛！结果呢，他们成了反封建的英雄了！也成了“新道德”的实行者了！这、你难道说是由于新道德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误区造成的吗？显然不是！它只是求得心理平衡的自我解脱方式！是一件虚伪的道德外衣！不过，这也能使我们想一想，那些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全是不对的，一律都该抹杀吗？罗水泊就说过，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如果没有继承，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也脱离了中国历史，也就无法做出真正有力的批判。他举了一个例子，“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这句话是错的吗？应该改成“不忧天下，及时行乐”吗？基督教在全世界仍然有其不衰的影响力量，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信奉它，基督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光彩耀人的永恒形象嘛，他用自己的身心痛楚去解救人类的痛苦，走向十字架，就是忧虑人类啊！再说史可法，他当然是高尚的人。史可法的“双重人格”，行为的勇敢与大义凛然，思想的懦弱与无可奈何，是带有悲凉的色彩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罗水泊承认，他自己也具有这种两重性。
宋先生，我斗胆问一句，您自己呢？
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哈……当然，我也有啦！这是民族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烙印啊！我们的身上都有。这也是个迷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谁也走不出去。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觉得占据了数千年之久的儒家伦理道德实在是个大桎梏，它禁锢了民主思想，尤其以宋朝的程朱理学发展到顶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极其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真是应该彻底打倒它！但是，要是全部一扫而光呢，行不行？完全不讲忠诚吗？不讲孝顺吗？不讲气节吗？不讲义气吗？恐怕还是不行。我有许多老朋友还有长一辈的老师，都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讲新思想新道德的。他们满口外国名词，回到家里，却是十足的夫权主义，对待老婆就像奴隶，动辄打骂。连洗脚水也要老婆端到跟前来，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平等味道？哈哈，我讲的实有其人—；—；当然不能告诉你名字！这个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是个好人，文化大革命时他看致罗水泊的日子很凄凉，还偷偷塞给他钱。一九六四年，有一天我们去那个朋友家吃饭，不知怎的，好像是为一件事，那个朋友脾气暴躁地骂老婆，还踢了她一脚。罗水泊怒不可遏，指着那个朋友大骂一顿，说他欺压妇女、禽兽不如什么什么的。从此，两个人就绝交了。一直到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他俩才算合好。
唉，罗水泊真是一个纯真的人！
对呀，这才是对水泊这个人的中肯评价。我以为，报纸上对水泊的那些赞誉之词，伟大啦，高尚啦，这个那个啦，都不如“纯真”二字最为适合。这是他的灵魂。记得，一九四九年，我们俩决定回国，一天晚上很激动，在塞纳河边坐了整整一夜。那时的巴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常见有些法国人在瓦砾堆里捡东西。我俩天南海北聊着，罗水泊又很热情他讲起了祖国，还有，生长在广羡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他说，我们民族温和善良，爱好和平，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个致命缺点，它相信人能够主宰人，因此皇帝统治好自己的人民，父亲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天下就平安了。这也是“君臣父子”伦理道德观的起源。我们民族的“天命”，从来只体现在某一个皇帝身上，似乎这个皇帝就能代表上帝。可惜，皇帝们又都是肉身，只想享乐纵欲，过快活日子，臣民们就只剩下磕头的份儿了，连皇帝的罪都说成了自己的罪过，深深培养出极其驯服的奴性。这种奴性，又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势利眼，“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基础上，它的道德观必定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是与非”都让“势利”二字抹杀掉了。它也使得人们实质上没有了罪恶感，只有了懦弱。占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就是好的、对的。强盗和流氓只要做了君主，也就成了伟人。所以，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统治下，所有新思想新观念只要在萌芽状就会被扼杀，任何具有启蒙精神的新人命运也都是悲惨的。例如明朝的李蛰这个人，极端蔑视礼教，就被逼疯了。罗水泊说得激动了，又站起来踱来踱去，还往夜色迷蒙中的塞纳河里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