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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都有了勇气。
人们热烈地议论着：
“猪多肥多粮多，我认为分养猪地给社员最实际！”
“可不是么，没有猪留地谁能养猪？过去号召大家养猪尽讲空话，社员养不起来，等于放屁！”
“我看，社员订合同搞副业很合理，大家有利；横竖你不给他订，人家也照样要养家小谋生活的。”
“我说，三日开三墟，外面有农贸市场，男人就让他去搞点副业，趁墟去赚点儿油盐钱养家，也好让女人家安心在队里劳动。队里穷得叮当响，一年结算两次，鸡水窝那么丁点儿报酬。家庭若不搞点儿副业，谁给你买油盐的钱啊！”
“队里必须分作业组搞生产，不能生拖死拖，多活少活大家一齐干。”
“过去咱社员都学中医师看病，扶着锄头摸脉哩！”
“要实行工分定额，责任包干！”
“这些不又成了刘少奇主张的‘三自一包’了么？”
“管他是谁主张的，要是田里长不出粮食来，肚子吃不饱，即使屁穴会说话都属于邪教！”
“谁他妈喜欢喝大锅粥水的就谁喝！”
…………
没有人对“两多一少”的做法表示怀疑。大队书记易天华最后表态，分不分生产组，分不分猪留地，签不签副业合同，完全由生产队自己决定，大队不作硬性规定。但是，如果分了签了，上级批评，大队会顶着，因为这是大家讨论过的事情。于是，会议之后，各个小队马上就动起来了。一方面，各生产队都实行水稻田间管理分组责任制和旱地作物分户包干的方法，减少生产队的工分和成本投入，简化生产管理；另方面，把猪地分给农民，促使户户养猪；此外，有条件的家庭纷纷动手搞副业。织藤椅的，织畚箕的，织鱼网的，各屋自成行市；卖三鸟蛋品的，卖小担熟食的，倒谷卖糠的，甚至卖老鼠药、苍蝇药的，各队自有特色。正是地里无闲工，屋里无闲人，日子在无声无息中起着变化。
易天华心里一直发毛，他准备挨受公社的批评和处分。春节后的一次大队书记会议上，公社黎书记对岭塘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宣布不给岭塘大队化肥、种子及贷款的支持。不久，公社果真派来“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工作组。可是，却又奇怪，工作组进村之后，他们并没有阻止各生产队分猪地和搞副业的行动，也没有阻止生产队把冬种小麦、蚕豆的青苗地分户包管包收的做法。工作队员在各生产队蹲点，他们除了对生产队的工分和会计帐目都进行审帐外，却破例的帮助各生产队制订了生产组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的具体内容。这种“一组四定”，成了各生产队实施生产分组责任制的有效方法。于是，各生产队都出现了分组作业并互相协作的劳动生产新面貌，社员出工已不用再听大队和生产队的统一指挥了。看到分管后田里冬种作物的长势一片大好，小麦和蚕豆都结出了饱满的颗粒，易天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和快慰，心里的担忧慢慢消除了。
原来，听说县委范书记曾经来石陂公社检查工作，并与公社干部一齐到一些生产队去了解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范书记看到，就像许多地方那样，经过两年“农业学大寨”的折腾，社员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报酬就都是那么几分钱，每人的口粮每天达不到一斤谷子。农民一年到头的战天斗地，换来的就是如此的贫穷和饥饿。他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十户十困的地步！从去年的粮食交售和当前的返销情况来看，这个曾经受到县里表扬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公社，又成了县里“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社”。那一天，当公社黎书记向他汇报岭塘大队的“两多一少”的做法时，他沉思了许久后，果断地说：
“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前提下，就让岭塘大队干一年看看吧！”
“可是，这样做会担风险！”黎书记表示担心。
“我们如果不担上级批评的风险就要担下面农民饥饿要粮的风险！”范书记心事沉重地说，“现在国家到处闹粮荒，县里要从上面调进返销粮已经十分困难了，不能再有农民抢仓库粮食的事情出现！”
一个月前，春荒开始的时候，石陂公社曾出现有些大队的农民抢附近仓库粮食的事情。原因是有些小队的农田被山洪淹没了，但又没有减少征购粮。而多数农民因在冬天开河挖渠的时侯已超吃了粮食，大家挨不了饿，几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便联合起来向公社粮站要回荒废土地的公余粮。他们打开附近仓库把几千斤谷子担回小队去。公社便把为首的几个农民抓起来关了。这件事情后来闹到县里去，县委指示立即把这几个农民放了，又指示县粮食局迅速给这些生产队发返销粮，才没有把事情扩大，但公社书记受到了批评。黎书记现在怕的是上级的批评，他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痛苦。
“已经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搞资本主义！”黎书记说到最担心的地方。
“当前农民正闹饥荒，我们要利用农民自己的积极性去解决，切不要把包袱拿来自己背，因为我们已经背不了啊！”范书记说，“岭塘大队没有向公社要返销粮，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我看，即使他们就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我们全县还有二百多个不搞资本主义的大队嘛！”
他最后指示，在岭塘大队的农民着手去解决“两多一少”的生产问题的时候，县和公社应派人具体去帮助和引导他们。
于是，工作组就下来了。
易天华发现，工作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没有把干部和社员对立起来，也没有继续再斗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县商业局来的工作组长郑作宏说，根据县委范书记的指示，工作组要通过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管理来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安定团结，把生产经济搞上去。看来，为了使挨饿了十几年的农民能捱过苦日子，这一次大家都想在一起了！吹了北风吹南风，这一段日子，似乎各样工作又开始有往年恢复生产的做法，慢慢地走向正轨。
这一年的两个荒月，由于有包产归己的冬种作物的收成，岭塘大队社员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过得安静。
转眼到了夏收，农民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造风调雨顺，夏收分配结算，岭塘大队不但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多斤，而且劳动力人均收入竟达到百元以上，一跃成了全公社和全县的冒尖队。
这一天，正是立秋日，县委范书记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他先到屋前屋后走走看看，看到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全部都已在几天前插完了秧，禾苗开始长茎发绿，这是今天在其它大队还看不到的。许多大队的秧还未插完；再来到屋门前，看到生产队正在门前的池塘里捕鱼，只见一条条鲜活的大鱼在池塘里跳跃着，一群儿童在池塘边欢呼雀跃。鱼塘包产户告诉他，这是他们第一年有自己养的鱼，每个社员最少都可以分到两斤；他又走进屋里，看到生产队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成年妇女们都在家里忙着蒸糕，而年轻人和半大的小学生有的在织藤椅，有的在织鱼网。“立秋前，莳完田，”整个岭塘大队的莳田比其它大队抓早了近十天。各生产队实施了分组责任制后，社员的生产变得自觉，完全不用上面统一指挥，也没有生产队再敲梆上工了。现在，忙了一个月多的夏收夏种后，社员们正一边欢欢喜喜的准备过个庆“圆田”功的立秋节，一边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副业生产。这是多么热闹而欢快的场面啊。他感到，多少年来，他在农村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和快乐的景象！
没有人认识他，他高兴地与社员攀谈和讲价钱。人们看他的样子，以为他是找上门来买藤椅的司机。他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他准备回去以后再派人来作个认真的调查研究，看看这种群众自己创造的生产形式和生产管理究竟有哪些优势。自恢复职务之后，他觉得自己在位工作的时间不长了，但他一直炯炯于怀的还是农村的贫困。他看到，这两年来盲目的“农业学大寨”把农村经济破坏得体无完肤，整个农业经济都在崩溃中挣扎。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在其位而不务其“正”的惭愧和痛苦。自邓小平复出以来，提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反修防修”，中央开始采取各项措施全面整顿经济，这是使人感到十分振奋的。看来，经过这些年来的教训，上面已开始求实。全国各地都到了应该抓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