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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漆的深夜，乌云密密的遮住了月亮。校园里，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骷髅般的树影在风中闪动，几支昏黄的路灯在风中摇曳。一座座房子没有人打开窗户，在暗夜的沉寂中静穆着。
张滔昏昏沉沉的在家里的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
这一天夜晚，张滔吃了些消炎药，又喝了一碗稀粥，觉得神智清醒一些。他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静静地让一个医生检查身体。这位大夫叫赖炎伟，原是徐江医院的刀手，外科主任，文革开始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每天上班在医院扫地洗厕所。他的爱人是徐昌一中的老师，住在学校，张滔又曾经是老病号，所以，他与张滔有机会结交，并成为朋友。陈兰英见张滔迷糊了两三天，心里着慌，便在夜里私下请他来看看张滔的身体。她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后，拧亮电灯。赖医生解开张滔的衣服，但见他的脸面、胸腹、腿脚到处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满身的创伤。他先用听诊器静静地听了好一会儿，又轻轻的在张滔的胸腹、背腰等各个地方按捏，每按一处，张滔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最后，赖炎伟微微用点力去按他的右腹，只见张滔两脚一缩，竟忍不住疼痛大声的呻吟起来。
“现在看来，当前最重要的是阑尾发炎化脓，幸得这几天你都有吃消炎药，暂时控制着炎症的发展。但阑尾正在化脓，得赶紧送医院开刀！”赖医生说。
陈兰英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的掉落下来。
“不要难过，暴雨过后总会天晴的，我死不了！”张滔安慰道。他可能是因为阑尾化脓而开始发烧，但他的神智还是清楚的。
“从伤势看来，落手最重的是前胸部位，左肋被打断了一根。我不懂，这些平时规规矩矩的学生为什么个个会变得如此丧失人性呢？”赖医生感叹的问。
“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极权崇拜使人们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也同样使年轻幼稚的学生变得不诚实、伪善，像着了魔一样的凶狠。这正是上面有些人所需要的啊！”张滔心绪沉重地说。
“上面为什么要为一切仇杀和个人报复大开绿灯呀？”赖医生仍然不解。
“这样，大坏蛋可以捞到大便宜，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夺政；小坏蛋可以捞到小便宜，搞打、砸、抢、抄。大家乱中取胜，各得其所嘛。”张滔仍有清晰的思维，他精辟地分析道。
“解放以来，难道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政权么，为什么还要这样去搞？”赖医生觉得更加难理解。他是医生世家，读书出身，大学毕业后做了十多年的外科医生，是远近闻名的“徐昌一把刀”。他平时只研究医术，很少过问政治，认为政治是他们那些掌权人的事情。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政治斗争竟也把他推到刀尖上去了。那些平时不学无术的人为了当上主任或医院的领导，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院长和他及几个门诊、住院部的主任都打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捏造许多罪名来批斗他们，不准他们诊病，强迫他们劳动，使他思考了许多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眼前的张滔，过去曾全身投入政治，投入这个时代的事业。他知道学校的老师们过去都很佩服张滔的工作能力和思维方法，他想，也许他可能最清楚个中的道理吧。长时间身心的折磨和压抑使得他见到张滔后便像学生求教老师那样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许多疑问。
“你读一读《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知道了。那里有一句话‘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这句话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张滔似乎越谈越有精神，他坐起来说道。
“难道说，过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执行的竟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么？我们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走资派’？”赖医生认为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的看法，很明显，解放以来，中央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使两条路线的矛盾趋向了白热化。‘三面红旗’其实是不顾中国国情实际，解放初期就急于搞农业高级社、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联营等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冒进蛮干的继续，是政治上反右派后的狂热的表现，是妄想一步登天的浮夸的空想社会主义达到顶峰的表现。过去了的历史事实证明，由于它们违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规律，所以，弄得一败涂地，带来的结果是‘三年自然灾害’，弄得国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1962年刘少奇主持的七千人大会，就是为挽救‘三面红旗’所带来的灾难而召开的。会上，中央和省、市、地、县的领导都作了检讨。会后，中央提出的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三自一包’等一系列倒车政策，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人为的灾害迅速得到了控制，但显然地，也使‘三面红旗’从此失去了光泽；同时，七千人大会后，执行经济恢复政策的各级领导，在不同程度上也开始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对制定符合实际的新经济政策的党中央领导产生了由衷的尊敬。于是，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背景！”
“我明白了，所以，各级实施和执行‘三自一包’政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就必须都打倒！”赖医生有所感悟地说。
“他们被名之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阴谋家，利用领袖的威信，不惜一切手段去摧毁法制，发动被愚弄的群众肆意破坏社会文明，冲垮解放十六年来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打倒各级领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乱中取胜，以达到最终由他们当官掌权的卑劣目的。破屋之下，安有完垣！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啊！”张滔说到这里，忍不住肚子的一阵剧疼，轻轻的呻吟起来。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赖炎伟觉得满头的疑雾马上散了，心胸的矛塞顿开。但他同时又感到悲凉。他想，象张滔这样优秀的干部不多，他们有清晰的思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现实的对失败的总结和教训。但他们却不得不忍受着无知和愚氓的摧残、嘲弄，变得无所作为。可不知什么时候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个人崇拜所带来的灾难才能结束，才能真正发挥他们这些人的治国安民的作用啊！
“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一些政治骗子利用这个时机为所欲为，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可悲之处！”赖炎伟摇头说道。
张滔的疼痛逐渐加剧，他被送进了医院。
张滔住院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按照中央的文件通知，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同时，强调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但是，有些工厂还在武斗，徐昌县又没有大型的国营工厂，没有正牌的产业工人，所以，工宣队其实是军管会派驻学校的一种临时性的组织。于是，县建筑公司和电厂、织布厂、糖厂的一些出身贫苦的工人便组合成几支工宣队分别进驻了县办的几所中学。
却说徐昌高中工宣队的队长姓何，名敬东。原名叫敬苏，只因苏修仇视社会主义中国，故文革开始后他改名为敬东。何敬东年二十五岁，三代贫农出身。他上过初中，因家境贫苦，初中未毕业便跟着父亲在家当泥水匠，大跃进后到县建筑队做工。由于有点儿文化，又善于逢迎，很快便当上了队长并入了党。文革开始后他在县建筑公司带头造反，后来便以群众组织的代表当上了县建筑公司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军管会组织工宣队进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