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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兼任大队布厂的厂长。
有了几间工场和工厂，大队兴旺起来了。每天上工的梆声响过，便有几十个娘们从各自的屋子里走出来到布厂去上班。一会儿，几十架机儿便“的咔的咔”的叫响起来。又一会儿，那辗米机也“哒哒哒”的开动了。隆隆的机声和有节奏的织布声，交织成强劲的一曲欢歌，从早晨唱到太阳落山，使村里变得热闹极了。
干部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不久，几个大队干部都戴上手表，并且，出入都骑上单车，令不少人好生羡慕。不过，这两样会转的东西都是公家出钱买的，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干部说，比如，你一会儿要去公社开会，一会儿又要去跑生意，一会儿还得回来处理大队里的一些事情，假如你没有单车手表，怎能做好这么多的工作呢？
但就只易天华老书记一人还没有这两样会转的东西。不过，他也照样能做好工作。他每天开会做事不需看时钟，只看日头，一天之中最少也有三次准确的；他出入不会骑单车，特会走路，到公社和县里开会却不会迟到。由于他没有兼职，只是做个书记，所以他不能像那些做生意搞交易的厂长场长那样有机会大吃大喝，最多只能三天两晚的到米粉厂或小食店去沾边儿吃点宵夜；或有时候到综合厂去观察工作，顺便喝点儿豆浆或吃点儿豆干、豆腐；又或有时侯带上级来的干部同志一齐到三鸟养殖场去捉几只鸡鸭来检查质量。但只他一人吃四方，家里却还是免不了有柴无油的过日子。老婆眼见个个大队干部都比他风光，他们的老婆孩子人人都脸色油亮，心里便不免有嘀咕，常常骂他是死田螺不会过田丘。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虽是书记，却从土改开始一直就是上面官封的。无奈没有这做官的本事，肚里没有墨水，写字难过驶牛，又不会那样算加减乘除，也就管不了生意出入，自是觉得晦气。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忽一日，公社开大队书记会议，会后去黄岭大队参观。只见黄岭大队满岭种的都是烟草，已长得有半人多高。社员们正在小心的剪摘。公社抓财贸的领导说，现在国家烟叶缺乏，种烟草能卖出好价钱。他号召各大队尽量利用山岭坡地去种烟草，早种早发，迟种迟收，还可以自办烧烤房。但烤烟必须有技术，可以参照黄岭大队的烤烟房，他们烤出来的烟叶都是一级水平的。
照黄岭的经验，一亩地的烟叶少也能赚到七八百元。
易天华抽了半辈子的烟，时常也要拿家里老母鸡下的蛋去供销社换那烟丝，他对烟叶便有特殊的感情。开会回来之后，他就有了主意。
这天夜晚，他叫自己的大孩子来商量道：
“我打算办个耕岭队。把岭坡地全部种上烟叶，再办个烤烟房。你说好不好？”
“这敢情好哩，有眼光，种烟叶准发财！”孩子易得发不禁欣喜地说道。
“我任你做耕岭队长，负责管好这件事，行吗？”父亲问。
“我保证做好！”易得发拍着胸脯道。他小学毕业已经多年，又差不多到了娶亲的年龄，早就想出来做点儿事情了。他知道，种烟搞副业是个肥差，每一片烟叶都是钱，所以，心里很是高兴。
于是，不久，岭塘大队的耕岭队就成立了。岭塘村是因为有个大岭坡，坡上有口大塘而得名的。这岭坡少也有二三十亩地，全是红砂土，原是葬死人的坟地，土里藏着丰富的磷肥和有机肥料，正是种烟草的好地方。烟草生得易，长得快。清明前栽下秧，小满就过膝盖高了。端节一过，只见漫岭遍坡，郁郁葱葱，烟草长成矮林，十分青绿可爱。易天华叫来有经验的师傅，砌了个烤烟房。小暑过后，一批批黄橙橙、嫩鲜鲜、油亮亮的烟叶就出炉了。易得发再办了个烟丝加工厂。只见切出来的烟丝又黄又亮，闻一闻香味扑鼻；卷支三角唛来抽一抽，一股芬芳浓郁的烟云吸入肚里，如有一条青龙入腑，周身舒服。这易得发虽还是个青年，却已是个吃烟的老师傅了。他见其色，闻其香，吸其味，便给这岭塘烟叶起了个名，叫红岗黄金叶。他把烟叶烟丝拿到市场去摆出来，插上“红岗黄金叶”五个大字的牌子，声名好听，卖相又极是好看，十分捉客，果然卖到了好价钱。
这一轮耕作，各小队出人工，公家买烟苗，出公地，易天华书记父子挂帅抓生产，干得极是红火。种烟草周期短，本钱小，又卖到了好价钱，与榨油织布磨豆腐等比较起来，显得优势许多。不过，一座大岭坡几十亩地的烟叶，全由书记的儿子一人包收包纳，大队究竟赚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耕岭队的社员的工分报酬比生产队里每十个工分就多了一角钱。这一角钱拿去供销社买粗盐的话，一家人最少也能吃用上二、三天。同时，大家还知道，岭坡上搭起了两间屋子，建了个烟丝加工场。大家又知道，国庆节那天，书记的儿子易得发娶老婆，摆了好多酒席，放了好多纸炮，人们三四年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哩！
大队的工副业都搞起来了。不久，小队也有人开始搞副业。住在翻身楼的穷人们大都只会耕田种地，最本事的就莫过是养几只三鸟了。或卖种鸟或卖蛋，十天三日圩里转，米缸和盐钵就空不了。不过，他们只是穷忙。有道是“养鸡卖，带八败”，左手拿蛋卖钱买米，右手就拿米喂鸡，一旦发了鸡瘟，则米缸和盐钵就都打烂了。所以，做生产队长的对这些副业是不屑多看或根本就无需过问的。
但有两户人家的副业却要刮目相看。一户叫周顺年，另一户叫周昌年。他们俩是地主周伯年的亲房兄弟，就住在翻身楼隔邻的一座双合字形的小小的新屋子里，也归属于翻身楼生产队的管辖。解放前周伯年家族都在县城做生意。周顺年做的是缸瓦生意。他与人合伙在山里办了一间窑厂，又在县城开了一间通四海陶瓷商店；周昌年则办了一间简易木行，除了代卖树木之外，还制造台凳箱柜等家具来卖。因虽在城里有生意，在农村却无田地，故土改的时候划家庭成分时这两兄弟便被划为工商业家。1957年私营工商业改造，他们的店铺被纳入公私合营，两人成了资方职员。大跃进后，农村勒紧裤带喝粥，调不出再多的粮食供应城市，城市就相应也要压缩人口，减轻负担，故城里的许多人便要下放到农村来。但凡剥削阶级出身的或历史有问题的人都必须先行遣散。于是，几个月前，周顺年、昌年兄弟俩便被单位精简，也回到乡下来吃新鲜米了。
乡下拆了大饭堂，粮食闹饥荒。两家都有老婆孩子，每家人的口连起来都有二尺多长，吃饭是第一大事。见农民弟兄吃糠咽菜，自己家里也粥一餐菜一餐的过日，兄弟俩便感到要想个办法来解决才行。虽然他们在城里时也一样的吃不饱，但毕竟每餐有二两半米落肚，而且，只一个人在外，好歹随便就过去了。现在回到家来，见到老婆孩子那无神的眼睛和菜黄的脸，听到大家喝粥水时那“呖呖劣劣”的声音，做父亲的心便觉得像刀割一般的难受。正是马死落地行，穷则思变，他们到圩市上去转了几日，就有了打算。这一天，只见周顺年去附近的河沟边兜了一圈，从沟底里挖了几担白坭回来。他把这些白坭，用脚踩练得十分嫩滑粘糊，便成了一堆上好的陶坭。再摆好从窑厂里借来的做炉子的工具，把陶坭放到架子上去摇了几摇，便做出一些烧煤的炉子来。三天后，他把这些炉子晒干，再放到砌好了的小窑炉里去煅烧，只两日，一个个结实美观的陶炉子就出来了。第二天，他把这几个炉子拿到市场里去卖，只一个时辰，便就卖完，还卖到了好价钱。
正值大饭堂过后，各家各户都要买煲钵买炉子。周顺年烧的炉子便十分好卖，不久就有公社日杂部的同志发现后全包购销。于是，父子几人一齐努力，挖坭的，跺坭练料的，做炉子的，买柴运货的，忙得火红火绿，做得货如轮转。一二个月下来，除去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和纳税费，再除了燃料费，倒也有几百元的收入，一家七口人的肚子总算能吃饱了。
周顺年开了个父子窑炉厂，周昌年就办了间藤椅加工场。原来，周昌年还在公私合营家具厂做职员的时侯就向师傅学会了做藤椅的本事。他见公社化大炼钢铁以来，许多家庭的木凳都烧的烧了，破的破了，大家屋里都缺少凳子，木材又缺乏，便织了几张大小不同的土藤椅拿到市场里去试卖。不想，竟也因实用和价廉而颇受欢迎。他有三个已中学毕业的儿子，他又熟悉货源，于是，一个家庭织藤厂就开张了。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