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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家、母亲、故乡这样的字眼毫不动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思乡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学校永远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欢星期天，最怕放假，在这些不需要到学校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十分难熬。学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却是牢狱。这种与别人相反的感觉是怎样得来的呢？我常常幻想着有一所永远没有星期天、永远没有寒暑假的学校，幻想着一个人一辈子永远在校读书。后来我知道每个人高中毕业都要去农村，这使我有点失望，但一想到去农村就可以离开家庭，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我天生能适应艰苦的环境，能过清苦的日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乐意回到插队的日子，插队的两年多时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痕迹，如果我不说，别人会想不到这段经历，我从来不说也从来不写插队的生活，我从来认为，那是我当时的最好去处。
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十分害怕我的母亲，只要她在房间里我就不进去，如果我在房间里她进来了，我就连忙溜出来。这种害怕既不是畏惧，也没有导致仇恨，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我从不主动跟母亲说话，除了要钱，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懂事，知道要爱母亲，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亏了。我在写信或说话中总是避免〃 妈〃 这个字眼，觉得说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队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母亲从B 镇骑车三小时到生产队看我，看到她我迟疑了一下，说：来了。母亲很不高兴，她说你连妈都不叫一声，有你这样的吗，光干巴巴地说〃 来了〃。我害怕母亲一定不是因为她对我粗暴，她是一个懂得科学育儿（这是她的本行）和能够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只是不宠孩子，要让孩子艰苦朴素。现在想来，她没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的一切责任。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在那些全身灼热的夜晚，我母亲总是彻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额头，给我物理降温，酒精的芬芳弥漫在那些夜晚，它总是带着我母亲在孤独的黑夜中无助的脸庞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去世，我长到十岁的时候，母亲就总是跟我说：什么事情都没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发烧的夜晚，母亲一个独身女人，是如何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亲当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为了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美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我想这是真的。我还想起来，母亲再婚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她说你继父成分好，以后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她又说：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这么多年，凡事没人可商量。当时我不懂这些，我只有十岁，我想：要人商量干什么？一切自己决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
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
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
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想起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
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感到，我也许回不了B 镇母亲的身边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子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 希望工程〃 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做完了）做出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出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每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种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 萝卜腩〃 的一种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 文革〃 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出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洞无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