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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哪个去啊！她扑上来又要揪，我假装抠痒护住了耳朵，然后用另一只耳朵听她说气死她的缘由。原来她的顶头上司，那个长有一只红鼻头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借故到打字室来撩她，占她的便宜，不是说些黄色笑话，就是摸她的头发，捏她的胳膊，有一回还差点摸到她胸脯上去了。
我一听，比她更气愤，转身就要去找红鼻头算账。但我没去成，门被她用背顶住了。她小嘴一咧，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伸手摸到我的右耳一揪，大声叫道，你干什么去？你长的猪脑子呀？你想张扬出去让我丢人现眼？那一下她揪得好狠，我耳朵都麻了，不晓得疼了。我没有计较，因为我确实考虑不周，我太冲动了。我喃喃地说，那咋办？她说不咋办，我的事我自己来摆平，与你无关！
这件事，不知她是怎么摆平的，后来再也没听她说过，我也再没有听她说的机会。她对我的耳朵失去了兴趣，炒了我的鱿鱼。
她是在换掉那台老式打字机，改用四通电脑打字机的第二天换掉我的，所以，我与那台被遗弃的老式打字机有同命相怜之感。我也是被她敲打一气之后，就被她随随便便地扔掉了。我正上班，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徐向阳，我正式通知你，我不跟你谈了。我说，你能说说理由吗？她说，因为你是个不求上进的男人。
她的理由很结实，也很冠冕堂皇，我无从反驳。其实哪个男人不想升职上进呢，我只是表现得不那么强烈而已。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便又问，那个替换我的男人是谁？她说，这个与你无关。嗒一声，她挂了电话，弄得我一怔，几天都没醒过神来。
事后，我私下打听过，和我断了恋爱关系之后，她并没有马上接纳别人，那个替换我的男人并不存在。这更伤我的自尊心，她竟然宁肯没有，也要炒掉我，看来她是真的看不起我了。
我心灰意懒，不再打探她，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她。但是莲城就这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有她的消息断断断续续地传送到被她揪疼过的耳朵里来：她又谈恋爱了，她又换男友了，她终于结婚了，她当母亲了，她成了办公室主任了，等等等等。每听到一次，我都要下意识地摸一摸我可怜的耳朵。
最近两年，她的消息就密集起来了，想躲都躲不开了。居然，她在机关干部中有了莲城名姐的雅号。我不知道这雅号如何得来的，也许，与她为人爽快，善于交际，伶牙利齿，荤素不拒有关吧。自从当了办公室主任，有了签单权之后，也是工作需要的原因吧，她就如鱼得水的出没于交际场所了。都说她的酒量了不得，她的黄段子了不得，她的善解人意了不得。据说有一次，她陪省卫生厅的领导喝五粮液，竟一口气灌下去八大杯，当即倒在了酒桌上！省厅领导大为感动，不仅当即表态给市局增加拨款100万，还用专车送她去急诊室打吊针。哪知她轻伤不下火线，车还没开动就爬下来，踉踉跄跄地回到了酒桌上，口口声声说陪领导千杯万盏也不醉。只是，她醉得稀里糊涂，把上车当作上厕所，把一泡尿撒在小车上了。小车司机一点不恼，洗完车回来说，到底是莲城名姐，连尿也有一股酒香呢。可见她受欢迎的程度。当然，这只是据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听到这个据说时，我的耳朵一阵阵发烧，毕竟，她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曾经有一次，我在酒桌上碰到她。我一个同学的亲戚从医学院毕业了，想进市医院工作，便求同学走关系。同学便在莲城大酒店请卫生局的有关领导吃饭，邀我作陪。这同学与我很少联系的，突然请我作陪，必定是想到了我与吴晓露曾经的关系。我不喜欢被人利用，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又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想看看，事隔多年，她会怎样面对我。我是有备而去，而她，对我的出现是不知情的。可当我出现在那间豪华包房里时，她脸上不仅看不到一丝半点的尴尬之色，反而是满面的春风。她像老朋友一样落落大方地与我握手，一口一
个徐科长，叫得我惶惑而迷茫，这是我爱过的那个吴晓露吗？在酒桌上，我向来是很拘谨的，一般来说从不主动敬酒，除非是碰到自己的领导。我酒量小，而且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敢放开喝的。也许是要先发制人，也许是要显示自己的大度，她主动地敬了我的酒。我当然不好拒绝，是一杯毒药我也得喝下去，不然就太不男人了。她很快就显出了名姐本色，几杯酒下肚，面若桃花，妙语连珠，把一桌人笑得眼泪直滚。但是我很快就心情不好了，这时朋友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借口有急事逃离了酒桌。
不是我心胸狭窄，对过去耿耿于怀，而是我实在控制不住某种无聊的联想。因为坐在她身旁的卫生局长，恰好长着一个令人厌恶的红鼻头 —— 他既然是一个卫生局长，难道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烂鼻头医好吗？
除了这些听来的传闻，我不想猜测她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活法。只是有时我会忍不住想，吴晓露的个性与她表姐袁真的个性中和一下就好了。可是，即使是这样，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没关系，所以她不理睬我也没关系。我不会再叫她第二声。我只是瞟着她的身影，情不自禁地有一点点伤感。
她已经三十六岁了，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容貌，她的体态，都还很动人，而且有了一种过去没有的韵味。一种令男人迷乱的韵味，一种危险的韵味。她对这幢大楼的回望，仿佛是一种象征。或许，她将给这幢楼里带来某些不可知的不安定因素？
我这个保卫科长有了职业敏感，我快步离开了她，走向我每天必去查看一次的监控室。在这幢大楼的许多地方，比如大门、电梯、楼道、会议室、地下停车场等，都或明或暗地装有摄像头，以便对各个重要部位进行监控。只要她进这楼里来，我就可以看到她的行踪。
监控室里，值班的小刘正在玩电脑游戏，见我进门，赶忙关了游戏，装模作样地盯着那十几个监视屏。我懒得理他，调出录像，倒过来仔细察看。我想知道吴晓露刚才去了哪个领导的办公室。
很快，我就知道：八点半，她进了袁真办公室，九点整出来；接着她乘电梯上八楼，在806室，也就是秘书长办公室门口站了五分钟，其间收发了几条短信息，然后秘书长开了门，她笑容可掬地走了进去。九点三十四分，她从秘书长办公室出来，显得非常的兴奋。
她为什么要那样兴奋呢？
她和秘书长说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际：要是在秘书长办公室装上一个微型无线摄像头，我就知道她以后来做些什么了。这念头令我跃跃欲试，我是保卫科长，我是有这个便利的。当然，如果真要做，就要秘密地进行，要极其地秘密。
周五晚上，方为雄在莲池宾馆开了一间房，邀来国土局副局长毛建军和普教科副科长刘玉香，陪马良局长打了一通宵牌。打牌是马良局长的毕生所好，而莲池宾馆又是马良的侄儿所开，既能签单，又能保证安全，所以就成了他们活动的据点。
他们玩的是一种从省城传过来的叫“三打一”的打法，用两副扑克牌，三个人围着庄家打，如果打了满分，庄家一把就有五六百元的输赢。方为雄牌技向来很臭，总是输多赢少，
可这天晚上手气奇佳，一上场就连来了几手好牌，便忍不住坐了几盘庄。牌运一来真是门板都挡不住，转眼之间，他就赢了两千多块。看到马良局长的脸往下拉了，方为雄才如梦初醒，赶紧收敛了好胜的气焰，抓到好牌也不叫庄了。直到手里的钱慢慢地输出去，而马良局长面前的钞票慢慢地堆积起来，方为雄才放松了心情，说有说的，笑有笑的了。
打到天亮时，人人面有菜色，个个哈欠连天，便散了牌局。毛建军匆匆先走了，刘玉香则跑到卫生间给自己的脸补妆去了，方为雄便说：“局长，你就在这儿休息？”
马良局长抽了抽鼻子，眉头就皱了起来。房间里乌烟瘴气的，空气很不好。
方为雄忙说：“我跟总台说一下，给你换个套间吧，还有，让服务员送点吃的来。”
马良点头：“行，吃的就免了，睡一觉再说。”
方为雄于是又开了一个套间，将马良局长送了过去。
局长倒头就要睡，忽然又坐起来说：“为雄啊，你的事局里没问题，我会往组织部报的，怕只怕市委常委会讨论时，你老婆的事对你有影响，你想办法做做工作吧。”
方为雄连忙点头，向局长道谢。
回到打牌的房间，方为雄回味着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