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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封信虽然把他“感动”了，但还没有“感动”到使他下决心资助那位贫穷的女大学生的地步。促使他下定决心给珍珍寄钱的，是那卷“欺骗”了他的布带。
我必须郑重声明：这卷布带的细节绝不是笔者的杜撰。即使在狱中，在王一已经成为死刑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钟头时，他还在叹息：“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穷的大学生。”
我相信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诉说是真实的。而这个可信的布带，又因为在我的生活体验里，至今还看到许多山区农民的全部家当仅值数百元钱时，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布带的真实性呢？
最先，王一不明白：一位女大学生拿这卷布带来干什么？他这位十九岁的男青年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因此，他随手扔到屋角，自顾吃起火锅来，一边吃一边盘算着“肚儿混圆”后如何开溜的办法。不久，他忽然想到，那卷布带里说不准密封着银行存折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一根布带值得那位女大学生放到钱包里么？他重新拾起那根布带，敲了敲门。
一位服务员将头伸进来，问道：“老板，还需要点什么？”
“给我找把小刀。”
待服务员将一把牛角刀递给他，关上门后，他将布带从中割开，结果，什么秘密都没有。
换成其他人，也许扔掉布带，故事便就此结束了。
但是，在1990年春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永川城一间火锅店的单间里，十九岁的王一好奇心禁不住热烈地升起来：他一定要解开这卷布带的秘密，他要搞清楚这卷布带到底有什么作用。他再次敲了敲门，那位服务员的头再次伸进来。没等对方开口，王一朝她招招手，又指了指身边的空位置，说：“小姐，你坐下来，我问你一件事情。”
在王一想来：既然这卷布带是那位女大学生随身携带的物品，想必这位同样身为女人的服务员应该知道布带的作用的。
没料到那位小姐错会了意：她以为有“生意”送上门来。许多“单间”的真实意图不正是男男女女们“方便”的地方吗？她一屁股坐到王一身边，一只手放到王一的肩上，说道：“老板，我可以做业务。价钱嘛？我相信老板是不会亏待我的哟。”
做这类业务，王一过去是跟师兄们一起经历过的，不算完全陌生。但是，他此刻的兴趣不在这上头，何况他今天真的要做这单业务，恐怕也只有倒退回打滚匠的原始发源地去，做一回不付嫖资的无赖男人。他将那根布带递到小姐面前，问道：“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4）
那位小姐左瞧右看，她也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想了想，她朝门外喊了一声：“三姐，你来看这个老板手里是什么东西？”
三姐是这间火锅店的主人，一位年近四旬的女人。三姐先是满面笑容地走进单间，隔着火锅炉子双手捧过那卷布带，仅仅瞟了一眼，脸上立刻现出一种怪怪的神情，同时用一种怪怪的眼神望着王一，嘴里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有病？去偷女人的月经带来干什么？”
旋即，隔着火锅炉子，三姐将那根布带抛还给王一，刚好挂到他的肩上，像贴着一根功勋带。
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小姐一张脸立刻乐开了花。等三姐出去后，她全身倾倒在王一怀中，一只手顶着肚子，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你龟儿子……没什么偷的……偷那种东西来干什么？”
王一呆呆地坐在那里。三姐说的话和怀中小姐的笑声似乎没有影响他的沉思。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卷布带的作用。不知为什么，在这时，他想起了那位女大学生的父母写的信，信中爬满纸面的文字似乎不是呆板的笔画，倒像是山区农民开满裂口的手和脚。他慢慢地扯下挂在肩头上的布带，在手里折叠起来。接着，他问怀中的小姐：“一包卫生巾多少钱？”
“那要看你买高档的还是低档的啰。”那位小姐说：“最便宜的只有一块多钱一包。”
“一个女人一个月要用多少包？”
那位小姐又一次笑起来，“我不明白你一个男人家问这些事情来干什么？”但她还是说道，“一般人一个月一到两包就足够了。”
王一长长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造孽（可怜），一个月两三块钱都拿不出来，不知道她家里到底有多穷。”
那位小姐不明白王一话中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她也没时间去明白了，使她头疼的事情顷刻间发生了：王一抓住她的后衣领，将她的头从怀中拉起来，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姐的脸色立刻大变，“阿红。”
王一看到她花容失色的样子，做出皮笑肉不笑的神态，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我不管你是真阿红还是假阿红，你听我说：我是打滚匠，靠二级钳工（摸包）吃饭。今天倒霉，没搞到油水。你跟老板讲，这顿火锅，暂时记到你的账上；还有，借五十块钱给我。过几天，连本带利，一齐还你。”
在风尘中抓饭吃的阿红当然清楚，“连本带利”不过是一句空话，一笔写在水瓢上的欠账而已。她先是恨恨地说：“大哥，你太过分了。”继而想到自己的衣领被对方牢牢地抓在手里，她先前亲手送进来的那把牛角尖刀在对方的手中翻着冷冷的刀身。钱与命是没法比较的。她只得摸出五十元钱拍到火锅炉子上，但嘴里依旧恨恨地说：“你龟儿子连女人的月经带都要偷，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哪个打滚匠像你这副样子？”
３ 永川城：他“护”花到卫星湖畔
揣着从阿红那里“借”来的五十元钱，王一到永川邮局，按照那封破旧信封上的地址，他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写下卫星湖畔那所高等学府的校名，以及珍珍的班级名。在将五十元钱塞进信封之前，他又在钞票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如下文字：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老汉（爸）太苦了。
做完了这一切，他才放心地将信封封好，投进邮筒。然后，他点燃一支烟，坐在椅子上，半躺着身子，将双脚搁到面前的写字桌上。
原本想到写字桌上填写各类单子的人们用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厌恶眼光望着他。
在缭绕的香烟中，他眯起双眼望着对面的信箱。此时此刻的王一，在他打滚匠的外表里，跳动着一颗同情的心。这五十元钱，对一个三只手来说，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于挣扎在贫困山区的珍珍的父母亲来说，则意味着一头笼子猪儿。城市人也许很难理解一头笼子猪儿对贫困农民的重要性，卖掉了笼子猪儿，就意味着过不起年。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5）
“其实，”在狱中，我对他说，“你还是蛮有同情心的嘛。”
“哎呀，什么同情心不同情心的，我倒是没去想过。”王一反而淡淡地说道，“当时，我只认为一个女大学生，每个月到了那么几天必须要花的几块钱都拿不出来，真是……唉，我少吃一包香烟，就把那几块钱节约出来了。”
第二天，依旧的艳阳高照。王一在卫黄路上跑了几趟，小有收获，他从那些如同珍珍的父母一样贫穷的乡民身上，偷到了数目不等的钞票。当天下午，他再次上到一辆车上，一眼望到珍珍神情黯然地坐在车里。她做完家教，开始返校了。一瞬间，王一没有任何犹豫地转身下了车。他说不清楚下车的理由，只认为珍珍在车上，他就没有心情做“业务”。他到永川城里闲逛了许久，估计那辆车早开走了。后来，在环城路的一角，他看见一辆车驶来。他已经认熟了哪些车是区乡车，哪些车是城市车。待他跳上车后，禁不住眼前一黑：珍珍怎么会在车里？
事实上，珍珍并没换车，而是车老板想多装几个客人，开着车在城里绕着圈子。
等王一回过神时，汽车已经启动了。
他坐到珍珍后面。
汽车很快开到黄瓜山上。
虽然已到下午，但三月的艳阳依旧春光明媚地照射下来，黄瓜山上的油菜花依旧漫山遍野地开放着，那种金黄色的暖洋洋的美景又一次吸引了珍珍专注的目光。她凝视着车窗外，似乎全部的心神都播撒到菜花的浅唱中。
王一已经养成了他的职业习惯：珍珍的这副神态，是三只手下手的最佳时机。不过，他这次不是“偷”珍珍的钱包，相反，他是“还”珍珍的钱包。昨天偷来的钱包还在王一的手中，那根布带是扔掉了。他将今天上午“收获”的大约一百多元钱全部装到钱包里。还包的念头是他突然间产生的“灵感”。还在一分钟以前，他都没想过还包给珍珍。当珍珍望着窗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