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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搞了个乌烟瘴气？桥头营是公社‘一打三反’的试点，搞得很有声势嘛！怎么你们去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根本不依靠党组织这是为什么？”领导的火气很大，质问就像连发的炮弹。
老郝本来很稳重也有耐性。但看领导不容说话一上来就批个没完，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断了他的话头：“步主任！不是让我们汇报工作吗？听我说几句好不好？谁黑夜睡觉让民兵站岗咧？谁挑起了派性斗争？什么派和什么派斗？这是哪儿来的传闻？领导也不问问就一律相信？”
“嘿！你倒质问起我来咧？”步主任说，“什么传闻，村党支部的揭发，公社党委的书面报告，片上组长朱一夫亲自到县里汇报的，三级的报告这还有假吗？”
“三级的报告？”老郝奇怪地说，“朱一夫到村里去过吗？公社到村里去过吗？既然说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他们怎么不和我们核对一下情况？这样吧！步主任派人跟我一块去村里调查调查，要真是这样，我二话不说任凭处置。”
“嗬！火气不小啊！你们有什么失误，村里有什么误会，可以说说情况嘛！这样和县里叫阵干什么？”步主任显然十分不满。在县里当了十几年的局长了，比有的县长资格还老，在县里还没人敢和他这么说话。你才多大的一个干部，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可老郝不买他的账，你不就是个副主任吗？有什么了不起。不问青红皂白，就这样蛮横地对待下级？斗批改这工作我也干够了，你顶多把我送干校改造，还能怎么样？便说：“这怎么是叫阵？让县里派人了解实情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说说情况嘛！”步主任看老郝这态度也觉无奈。老郝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只是没说吴玉萍秘密调查刘国良案件和夜送血衣的事情。倒不是有意包庇吴玉萍，他想起来了，刘国良案卷上批准的领导除了公社副主任以外，另一个人就是步主任。案卷他只粗粗溜了一下，文件上那个签名没有仔细辨认。现在见了步主任，才联想起那个签名来。步主任发那么大的无名火，肯定是因为牵扯到了刘国良案件，又加上马永昌围绕这个案件捏造了许多假情况。揭露了这个案件，不仅马永昌受不了，公社、朱一夫和步主任都要担责任。他根本没想到他们成了利害密切相关的一伙。
步主任听了汇报以后气消了一点，但还是一条一条地质问：“不是站岗，让民兵巡逻那也不好吧？”老郝说：“不是我们让他，是马永昌提出来的呀！而且还是以工作组夜里不出去为交换条件，实际是限制工作组活动。”步主任说：“你不会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行吗？夜里骚扰恐吓工作组，还扔石头打伤了人，他都说是刘家的人干的，有民兵巡逻他再这么说就站不住脚了吧！我总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哪！”步主任说：“就按你的说法，你们去了不还是马刘两家矛盾加深了吗？这算不算挑起了双方的矛盾？”
“是马永昌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刘家干了什么？”老郝说，“这怎么算是我们挑起了双方的矛盾？”步主任非常不满：“说马永昌嫁祸于人有证据吗？”
“大清白日工作组几次被搜查，夜里连续糟害工作组，马永昌都说是刘家人干的，这可能吗？到底是谁干的不少人看见了，我们也了解是谁。领导要想弄清楚，只管派人去调查，我可以提供足够证人。”事情到这个份儿上，老郝也寸步不让了。
老郝一说能提供证人，步主任便不再追问了，改变了话题：“我问你，那个吴玉萍表现怎么样？”老郝说：“不错呀！工作积极负责，有能力……”步主任非常不满地打断了老郝的话：“不是问你这个，是说她的阶级立场。右派里没傻瓜，有能力又怎么样？立场有问题，越有能力越坏！”老郝想了想说：“立场也没啥问题呀！”虽然肯定，但说得就不像以前说别的问题时那么干脆、果断。他想准是朱一夫或公社汇报里说了什么。步主任看老郝不那么果断，便严厉地说：“告诉你，她是个摘帽右派。你是个老党员了，可不能丧失政治嗅觉。”
“这个我知道，她立场没问题。”这回老郝果断了。他觉得人不能丧良心，平心而论，吴玉萍在组里是他最有力的助手，大部分实际工作是人家支撑着。他可以经常回家一住就是三天五天。别人也都不断回家。人家离家也不算远，却一直没要求回去，整天坚守岗位，而且做了许多工作，一个妇女能做到这点容易吗？怎能昧着良心说话。
步主任说：“刘国良反革命案，不是她在搅和吗？还调了案卷？要干什么？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这是不是臭味相投阶级立场问题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5（2）
“案卷是我去公社要的。”老郝说，“她没搅和什么呀！村里有些人对这案件有反映，我们不了解情况没法解释，调卷只是了解下情况。”
“县里、公社定了的案子，你们了解什么？谁有意见让他找公社找县里，用不着你们解释。”步主任气嘟嘟的，把话说得很绝。
老郝听了十分窝火，我们在村里住着，这么大的问题，难道了解下情况都是问题？这样的领导已不好和他讲理了，便不客气地说：“我们在下面解决问题，也是县里的要求啊！村里住着工作组，还让群众到处去告状不好吧？那不成了鼓动群众上访吗？还要工作组干啥！如果县里认为我们有问题，还是那句话，请派人调查。如果真有问题任凭处置。”
“算啦算啦！有不少工作都抽不出人来，哪有工夫去调查你们？”步主任说，“看来你们和村支部很难相处了，和朱一夫、公社也很难共事。指挥部研究了，决定把你们调到另一片去，进驻道庙村。这个村班子瘫痪了，什么工作也推不动。你们去了也要有思想准备，有可能连饭也吃不上，有什么困难努力克服吧！你们手里的关于桥头营的材料，全部交到公社去，不能带走。”老郝觉得和这样的领导已不能实话实说了，便说：“案卷我们早送到公社去了，另外也没有什么材料。”步主任说：“你们不是收集了刘国良的材料吗？”老郝说：“没有啊！”步主任说：“没有就好。这样吧，你回去收拾收拾立即去道庙。”
老郝回来先找吴玉萍原原本本讲了，只是没说她是个摘帽右派可不能丧失立场那句话。虽然如此，对吴玉萍来说，也仍然是晴天霹雳。她一直为找到了解决这一冤案的重要证据而喜悦，却想不到落了这样一个结果。不仅冤案解决无望，而且使全组跟着她受训斥受责难。
她沉默了好长时间，才强忍着眼泪说：“你们都受我的连累了。”老郝说：“这不能怨你，你做了很多工作。刘国良这案件起先我是不想管，听了你的汇报，又看了卷我相信这是冤案。你做得对，该管。可是现在我们没法管了，路上我就想了，我对领导说没材料，留着也是祸害，我看烧了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对谁也不要提了。”吴玉萍痛苦地摇了摇头：“不！不能！这材料来之不易，我相信总有用的着的一天，材料我留着，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一个女同志，过去受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身上还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她宁愿冒更大的风险，也要为民伸冤，这太难得了。老郝是早就看破了红尘的一个人，工作上只是应付差事，很少动感情，这时心中也感动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人们不能不对右派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能把心里话讲出来，只是说：“好吧！你要保存就保存吧！可是小心，千万可别弄出事来呀！以后情况允许，如果有可能解决，你告诉我，咱俩一块儿跑。”
他们俩商量后和成强黎娟就没有原原本本传达，怕影响他们的情绪。只说县里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村里公社里告状，我们和他们很难合作了，调另外一个村去，就这样他们俩还是愤愤不平。成强说：“他们告状，咱们就不会告马永昌？咱不走，让上级调查清楚，到底是谁有问题？”老郝说：“唉！算了吧！上级既然决定了，我们管那个干啥。到哪个村不是一样吃派饭，何必跟他们致气？”
黎娟这闺女这些日子学得也嘴不让人了：“郝组长就会和稀泥。这不是跟谁怄气，马永昌干了那么多坏事，就没人管了？便宜他？”老郝无奈地笑了笑：“咱管不了啦，终究会有人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你也相信这个？骗人。”黎娟十分认真地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老百姓，现在还在享福，怎么没个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