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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秀环两口子都在兽医站工作，姚秀环是会计，她丈夫牛耕元是站上唯一的一个兽医系毕业的正式兽医，也是技术负责人。朱一夫就在他手下帮忙。他来后站脚未稳想找个靠山，看准了这技术上的台柱子牛耕元，平时除帮助配种、灌药以外，还主动给他打下手，洗洗涮涮等这些零活他全包了，这样就和姚秀环一家熟了。
姚秀环心眼好，看他没家没业怪可怜，时间长了他赶不上去机关食堂吃饭，有时便让他一起吃点。谁知他蹬着鼻子上脸，以前只是偶然到姚秀环屋串串门儿，后来见姚秀环一进屋，他也就到了门口，有事没事地泡蘑菇，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有一次姚秀环正换衣服，朱一夫进去便要搂抱，被姚秀环一巴掌打了回去，从此不准他进屋，也不准他借火做饭。朱一夫当然不满可也说不出口，姚秀环也不愿声张。要不是另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事也许就无声无息地了结了。
俗话说，是狗改不了吃屎。朱一夫本来在农场就有这个毛病，又加在这里整天配种，他要手拿把攥地帮着大种马把那个大家伙插入那个地方，然后瞪大了眼睛瞅着大种马强烈兴奋令人心动的动作，他紧咬着嘴唇才强忍住了自己的冲动，等大种马尽了兴，他的裤裆里也湿了。有一次他正在帮着配牲口，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闺女痴迷瞪眼地看着，十分入迷，竟不自觉地把一个手指头含到嘴里紧紧地咬着。朱一夫见此情景，知道这闺女情窦初开春心萌动，便邪念顿生。他匆匆打发走配牲口的老汉，便直奔那闺女而去。
那闺女本是来兽医站买药的，正赶上配种一时忘情，当发现痴迷被人看破，羞得无地自容。见有人朝她走来，药也不买了转身便走，来人紧追不舍，她便赶紧躲进了旁边的女厕所，朱一夫也转身进了旁边的男厕所。女厕男厕只隔一道土墙，防君子不防小人，只要翘起脚来，就什么都能看见。
那闺女进了女厕所并不解手，只是蹲在墙角发抖。正巧这时姚秀环在里边解手，见姑娘这般模样好生奇怪，正想问个明白，忽听见男厕所有人说：“姑娘！别怕，你出来，我给你看看我的大家伙。”姚秀环一听知道是遇上了流氓，也吓坏了，便赶紧提起裤子站起来扭头一看，正看见一个秃脑袋慢慢从墙头上伸出来。她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朱一夫，便气愤地喊了一句：“干什么，你个流氓！”朱一夫没料到女厕所有人，真是冤家路窄，又正好碰上姚秀环，吓得他没敢还嘴头一缩便赶紧跑了。等姚秀环系好了裤带追出去，人早已跑远了。回来问这闺女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人欺侮了她，她不回答只是小声哭泣，自己抹着眼泪走了。
朱一夫从此心怀鬼胎，时时担心姚秀环不定啥时候揭发出来，便对姚秀环怀恨在心，整死她的心都有，以便堵住她的嘴。可是人家两口子是单位的台柱子，他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平时对姚秀环两口子更是格外亲热，千方百计讨好献殷勤。对别人也是八方讨好，着实老实了一阵子。结果给周围人造成了一种假象，倒为他进入领导班子创造了条件。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1）
姚秀环虽然嫉恶如仇，但又是一个比较宽厚、不爱多事的人。对朱一夫那些丑事，除了和吴玉萍说过以外，对别人都守口如瓶，没有给他张扬。姚秀环和吴玉萍的关系非同一般，她结婚前和吴玉萍住在一个屋，两人处得很好。朱一夫突然掌了大权，吴玉萍曾经劝姚秀环说话要小心，和朱一夫的关系不要太僵。姚秀环说：“他当了领导怎么啦？咱一不求升官，二不犯错误，凭技术吃饭，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吴玉萍说：“应该是这个理儿，可是要知道现在是在运动中。”
“运动怎么啦？我没经过也听说过，啥运动也得讲理吧？”姚秀环并不在乎。在运动中没身临其境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到“政治运动”的反常情况，只要整到你头上是没法讲理的。
吴玉萍见姚秀环根本听不进去，也就不便深说了。可是她万万也没想到，姚秀环不听劝告，倒霉的不仅是姚秀环，也牵连到她。不难理解，朱一夫越升得快，越怕姚秀环把自己的丑事给抖露出来，早存整人灭口之心，当时的运动主要是斗“走资派”，轮不上技术员。可是朱一夫大权在握，他知道姚秀环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且他听姚秀环说过母亲在家生活很困难，经常给家寄钱，便编造姚秀环对土改、对阶级斗争不满，散布反动言论等等，造反派用大字报把姚秀环给揪了出来。
姚秀环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她还是相信不干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什么也不检查，虽然挨了打揪断了头发，就是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斗了几回群众也烦了，只好挂了起来。朱一夫不甘心，挖空心思制造重型炮弹。
吴玉萍有一个收音机，姚秀环和吴玉萍住在一起时两人经常晚上听歌。机关宿舍租的民房各屋离得很近，为不影响别人声音很小，两人凑到收音机跟前边听边唱。她们住的小厢房是纸糊的木格子窗户，晚上隔着窗户纸便可以看见两个脑袋凑到收音机前的影子，只能听见说话的一言半语。有的积极分子曾怀疑她们收听敌台。
朱一夫听到这种议论如获至宝，便说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心怀不满的富农子女，收听敌台是肯定的。便马上发动人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朱一夫亲自带领造反派把吴玉萍的宿舍和姚秀环的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姚秀环家没搜出任何东西，只是把吴玉萍的一部《红楼梦》和几本唐诗、宋词作为散布“封、资、修”的罪证和收音机一起没收了。
朱一夫本想将收音机归己用，可是那时形势正动荡不安，往哪里发展，谁也说不清，而且机关“四清”工作组还没撤走。他便多了一个心眼儿，用胶布把收音机开关贴上，以示封存，交给了“四清”工作组老于保管。老于是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四清”运动中对吴玉萍多次进行外调，没发现什么问题。朱一夫虽是他结合进班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倒察觉朱一夫并不是个纯朴的农民干部，心术不正。但现在形势已经大变，朱一夫已成了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目，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外来干部，对朱一夫不仅无可奈何，而且也不得不尊重。
这次接到朱一夫交给他的收音机，说是作为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证，他就不太同意，仅仅有个收音机，怎么就能证明一定收听了敌台呢？可是又不好不收下。批斗会上两个人都坚决不承认收听敌台，会上虽有几个人发言，说看见他们深夜两人凑在收音机跟前听，可是谁也说不清听见了什么，怎么能证明听的就是敌台？
于队长一个老乡是进驻县广播站的“四清”工作组，有一天来老于这里串门儿，看见屋里有台收音机，就要拧开听戏，被老于挡住了。他问为什么，老于说了来龙去脉，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疑惑。老乡本是搞电器的，他说这还不好办？我来看看。他从后边拆下挡板一看就笑了，说这东西哪能听敌台？还缺两个管呢！你随便找广播站懂点技术的人都知道。
于队长心里有底了，便悄悄和两个参加领导班子的股长（当时也是造反派头目）商量，这两个人对朱一夫本来就看不起，到了研究重点人会议上，这两个人便提出了偷听敌台证据不足，有人说这种收音机不能收听敌台，最好找技术人员看看。鉴定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朱一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嘴里也没话可说，对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名只能不了了之。但吴玉萍和姚秀环并不知道，仍然觉得自己没被解脱忐忑不安。
朱一夫对吴玉萍一贯冷漠。后来吴玉萍去了干校，又抽到斗批改工作组，一直没见到过朱一夫，印象中只留下那一脸的凶险、冷漠。想不到这次偶然相逢，他却满脸堆笑，还特意请她吃饺子，可把吴玉萍弄糊涂了，不知是吉是凶。夜里竟半宿失眠，直到清晨才朦胧睡去。
吃完早饭回来，老郝盘腿坐在炕上就卷上了旱烟，慢悠悠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来，大家知道有事，便都坐在炕上等着。老郝轻声问吴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