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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金。
高塬气色很差，但精神还好。他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李可凡。李可凡迎了上去：“大家都在欢迎你！”她指了指苏叶和伊然。
“认识吗？”苏叶一脸朝阳。她想应该让高塬阳光一些，别弄得灰灰暗暗的。“我们见过的，李老师可是天天把你挂在嘴角上。”
李可凡无可奈何，她无心情和苏叶斗嘴。
伊然很淑女地和高塬握手，她是一个很有分寸也能见机行事的女孩。“很高兴认识你。”
林中空地上已聚集了几百人。和往日不同的是，人们围成一个圆圈。圆圈中间布置成一个乐池。
会场有区文静和她的几个歌友在忙，就谁也插不上手。白夫人到处指指点点，她努力想把场面弄得专业化一些。她曾主张去借一些音响器材，白教授坚决反对，他认为白云山歌会的本质就是自然、自由、自在，何苦去弄得不伦不类？有高塬的小提琴，就可以了。白夫人从来就犟不过老头子。
高塬到来，正在引吭高歌的人群自动给他让开一条路。李可凡跟在最后，她不想到乐池中去。高塬他们进入乐池，人墙便自动合闭。李可凡被隔在人墙外面。她想叫苏叶，苏叶和伊然已经站在小乐池中间，一边讲手机电话，一边照顾几个拉琴的小孩找好位置。
李可凡还像过去一样，在一处地势略高的地方，依着一棵樟树坐下。她第一次和高塬说话、相互认识并一起散步下山的地方正是这里。那天黄昏的一切，那次陌路相逢的邂逅，就如在昨天。那时刚刚入秋，秋雨淅淅，黄栌还刚刚开始泛红，而现在，红叶已经落尽。冬天悄然迫近，白云山顶居然在夜间霜冻了。从入秋到初冬，她认识了高塬，同时也有可能送别高塬离开人世。这是很难面对的事情，何况这个男人是开启她心灵之门的人。他比自己年轻10岁，可他的阅历又足以做自己的兄长。
虽然排场和往常略有不同，但气氛却是一样的。高塬的到来，使会场的空气显得凝重一些。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可能是高塬的最后一次伴奏。许多人并不知道高塬的名字与来历，但这个小伙子在这里拉琴大约有半年了。这半年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也从不主动与人交谈，但是，他优美的琴声和忘情忘我的表现，令许多人印象深刻。他和歌友们的交流，仅止于提琴拉到关键时刻或难度较大的音节时，他会用目光和人们交换着情绪。那目光是很魅人的。
白夫人捏着一根指挥棒，她示意大家安静，歌页上是那首节奏缓慢但是异常清彻恬静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岁月的苦难，在高塬弓弦上悠长地缓慢地流逝着，苍老的、稚嫩的、气走中田，饱满异常的各色歌喉，在高塬小提琴的引领下，非常一致奇妙地通向温情与优雅。人们仿佛坠入一种无比遥远的回忆之中，那种回忆一旦和母亲和女性交融在一起，即使苦难，即使难以回首，也都变作回忆的甘甜。
他琴声中所流泄出来的忧郁，在林中空地悄悄地浸润着每棵草、每片树叶。4个男孩女孩，仿佛也在一瞬间明白了高塬心灵中的依恋，他们紧紧地跟着高塬琴弓的弹跳，发出了一阵阵的颤音。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支歌的歌词，但能够和高塬一起，穿透这琴弓到达的每一个音符。
李可凡远远地感受着人群中小乐池的氛围，她的脑海里涌现着高塬的影像，那个熟悉的姿态。他的长发甩动时，几根头发贴在布满汗珠的额头上的姿态。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唱到第二遍，这一次是苏叶领唱，她的音域很广。高塬在她唱歌的时候，用一种带有装饰音的拉法，使苏叶每唱完一句时，都连带着一种如悲如泣的颤音构成的音调，使原来比较明朗比较低诉的旋律，有一种极为生动的微颤。
男孩女孩像两对金童玉女，又像大祭师前面圣洁非凡的祭童。他们围着高塬，天真无邪的眼睛里有着对老师的无限依恋。他们也知道老师差不多就要死去了？
白夫人好几次以目光征询高塬，是否休息结束？高塬的目光答以否定。
高塬的脸色由于拉琴，由于午后阳光的照射，有些泛红，显出了些许血色。他上空的树梢上，有一片最后的红叶。那红叶在风中轻扬，但就是不落下来。那是初冬白云山唯一的难得一见的红叶，它就那样倔强地留在树梢上。红叶投影在他脸上，他的脸也有了少有的生气和红晕。
陪高塬来的护士，大约也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站在人群里唱歌，她唱得满脸通红。
终于露出端倪·大学已不是圣殿·五花八门的东西和学术共舞·已经习惯这被遮蔽的黑暗·缺乏勇气捅开天窗·蝶恋花·体会自己灵魂颤动的节律
每到周末，杜林的竹布长衫，连同他那银灰色的长须长发，就会成为正中大学周末的风景。他会在这个时候，在校园里各处走走，一是健身，二是到各种广告栏看看，浏览各种名堂的布告，或是寻友、或是家教、或是培训、或是咨询、或是郊游、出国等等的邀请。周末是校园里最热闹也最温情的时光。
杜林在校道上走走停停，学生们对他已见怪不怪。他倒是常常激起人们对五四的追思。有时让人想起李大钊，或是蔡元培，或是鲁迅或是渣滓洞的革命烈士许云峰。当然，对于今日学子来说，这些联想都是从电影里得来的，看看杜林，也就等于看到电影中的某个镜头。
杜林又常常会无意中和金毛骆见秋走到一起，他们于是就成为了相隔百年的两个时代，两个时代同时走在正中大学的校道上。这一道风景，不谓不美，也不谓不太富有一种对现实的精神调侃。
此刻，正在校道上行走的杜林，先是见到区惠琴，他和区惠琴说了几句话，区惠琴咨询他对刘兴桐剽窃的见解，同时告诉他：“我的男朋友认识许达文先生的后人，那人叫许楠生。”她把许楠生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番，“杜老师，《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定是全部剽窃，只是还没有确凿证据，许楠生有他父亲留下的日记，那些日记是刘家人在许家夫妇自杀之后，连同遗物一起，交由组织送回许家的。当时刘兴桐还是一个农村青年。他留下手稿，或者手稿是许达文先生交给他代为保管，他当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要据为己有，或清楚它的价值，所以对许达文的日记就没有什么保留。日记里写到手稿的事，也说到把手稿交给刘兴桐保管。但这不足为据啊！”区惠琴像个律师或法官，说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
杜林是个容易冲动的家伙，多年来的预感，终于露出端倪，但离真相大白还有距离。他有一种咬牙切齿的隐痛与愤怒。对于一个文人而言，最丑陋最有损斯文的，莫过当文抄公或窃文大盗。把自己的全部辉煌，建立于亡友或亡师的尸骨之上，在这种肮脏功业的庇护下，名声、才华、财富、权位，都沾满了卑鄙和骨屑。
“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我是否能见见许家后人，许达文先生的儿子？”
“可以让麦地约见。”
“还有那些日记，不过，”杜林略有所思：“那些手稿呢，若手稿已经被毁，那么，此事也还难彻底查清。抄袭若干文字，和盗窃一本大书，还是有区别的。尽管现在看来，刘兴桐盗窃整本书的可能性很大。一个28岁前一直在农村的大学生，不可能在两、三年里就写出一本学理如此深厚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来。没有十余年的皓首穷经，谈何容易？”杜林的眼里有一种忧虑，“那么，那些手稿呢？它在谁人之手？在刘兴桐处？他会保留这份罪证么？毁了就可惜了。那可是文学史文物。”杜林摇摇头，他的思索已跑离主题，他在惋惜的，已不是刘兴桐，而是许达文先生有所创见的文稿的历史价值。
区惠琴说：“杜先生，前几天我见到刘夫人李可凡，她常常去白云山唱歌。我是在‘蕉叶’泰国餐厅和她一起吃的晚饭，还有苏叶和伊然。”
“你跟她是朋友？”
“不是，我认识她，可不熟，是苏叶老师和伊然邀我去的。你知道那天我们看到什么吗？”
“看到什么？”杜林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但他知道事有关联。
“伊然的同学洪笑，一个36岁的漂亮女人，和刘兴桐在一起，形同情侣。李可凡也亲眼看到了。”
“略有所闻。李可凡和刘兴桐也形同水火？”杜林早有觉察。李可凡是他一个朋友的妹妹，在杜林还是风华正茂之时，那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