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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紧紧扣住他的手印，“你早已看穿生死，可还是像丈夫一样安慰我。你拉紧窗帘，为我暖上一壶烈酒。你说风暴之夜，在杀手包抄了每条路后，只有酒才能壮胆。我为自己准备了毒酒，在最后的时刻，我会立即服下。那些刽子首，这辈子休想让我为他们跪下。”
他的手隔着玻璃和我的手扣在一起，“自己已经戒酒，却为你备酒，至少酒醉时，可以听到一点点真情。自己没有归宿，却为你抬轿，至少抬起时，可以感到一点点踏实。自己常常痛苦，却为你打气，至少气通时，可以感到一点点快乐。自己已经告危，却还在铤而走险，至少保护了你，可以感到一点点欣慰。自己已经劫难，却还在舍命相救，至少救了你的性命，可以感到一点点价值。”
他的手和我的手感应着彼此的电流，我说，“我们总是这样，坐在角落里，谈到夜深，任凭不祥之兆，蹲在窗口，像一只只蝙蝠。我们有时，漫步在夜路上，直到天明，任凭血光之灾，挡在面前，像一个个刺客。我们有时，坐在海岸线上，直到入冬，任凭风吹雨打，擦在耳边，像一阵阵枪声。在猎人的枪口下，我们坦然的，可歌可泣。”
我突然满脑子都是劫狱的计划。我想像，帮他造出一个自杀场面，他换上看守制服，金蝉脱壳。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看到她的儿子，轧在坦克下面，竟然推到那辆坦克。一个全身瘫痪的女人，看到她的女儿，被人凌辱，竟然冲下轮椅。一个正要咽气的女人，看到她的男人，生命岌岌可危，竟然死而复生。
我幻想，我削发为尼，你落发为僧，我们披着袈裟，出没在深山的野寺里。金钱成了身外之物，荣辱不再如雷灌耳。谁对谁错，再也没有关系。面对杀手，我们不再躲藏。面对尘世，我们终于坦然。
他说，我有一本日记，记录着我对你的心情。在那些恍如隔世的日子里，你的每一个决定，在我心里，都石破天惊。你的每一次不辞而别，都使我痛彻心扉。
尽管大海和沙滩，同生共死；尽管阳光和月光，肝胆相照；尽管雷声和闪电，气贯长虹；可当我想起你，只能披上一层袈裟。当我想起往事，只能背着石碑下海。当我看见你为自己奔丧而来，如果坟墓突然裂开，我会纵身跳下。可眼泪没有颜色，观众只能盘旋在真情与戏剧之间。泪水，从来就引不起一场暴风雨。
我竟然心血来潮，祈求在狱中和他举办婚礼。
他并没有惊讶，他说，我很感动。
他说，入狱后，即使我的父母都不敢来看我，我佩服你的勇气。从今天起，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妻子，我会向世界炫耀，我不再孤独。
但是，他悲哀地说，就让这件婚纱，披在我们的灵魂里。就让这个婚礼，发生在我们的梦里。
缘分，他嚼着这个字眼，眼里涌出一滴滴血。
第67节防备墙内的监听
返回洛杉矶前，母亲带我到后院，她是为了防备墙内的监听。我们坐在参天松树下的长椅上。母亲打开随身的保险箱。
家破人亡之前，每一次分别，都是诀别。飞来横祸之时，每一滴泪水，都是祸水。万马逐鹿之间，每一封家书，都是遗书。死不瞑目之后，每一种心事，都是后事。
母亲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焦黄的家谱。在这些黄历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追溯到两千年前。
母亲心静如水地说，你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时代被车裂的思想家，战国时代被凌迟的政治家，秦朝被活埋的文人，汉朝被阉割的历史学家，隋朝被割喉的音乐家，唐朝投水自尽的诗人，宋代被放逐的词人，元代被斩首的戏剧家，明代被通缉的小说家，清朝被乱箭射死的哲学家。
母亲说，每一百年，你父亲的家就轮上一次家破人亡的劫数。一百年前，你高祖是血战八国联军的将军。全军覆没后，八国联军满门抄斩全家。都是诗人，在牢里受尽酷刑，肋骨都被打折，浑身被熨斗烫满血洞，最后一千多人被同时枪决，杀手还不过瘾，又砍掉他们的头颅。一千多的头血糊糊地滚在地上，又用铁杆撑在城楼上。
你曾祖逃过这一劫。灭门之灾使他二十八岁就成了将军。他的身上穿过六发子弹，竟然挺过没有麻醉的取子弹手术，当时一口牙咬松，手指也几乎攥折，可是疼痛如雨的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后竟然告诉医生，他一直在数着，一共缝了多少针。
他的队伍被围困在鸟不生蛋的山上四百八十天，昼夜枪林弹雨，最终失守自刎，他的尸体被解剖，那些日本人不敢相信，一个率领千军万马和他们血战到底的将军，胃里竟然只有草。
母亲说，在人与骨灰之间，只有那点血气。那点血气没有了，只是一张人皮。在地上与地下之间，只有那点灵魂。那点灵魂不见了，只是一具尸骨。
战争的版图上，硝烟的风景线里，一时尸体昂扬。血泊里，灵魂驰骋。在这苍茫的海上，波浪耸起的绞索，这样寂静。如果从古老的历史里，割下一块肉，滴下的血，让人昏迷。这片土地流尽了血，举起的却是模糊的旗。这片土地飘乱了魂，载着的却是破碎的心。在急湍的抽泣中，方舟，只是一张破碎的手帕。诗人，从来不流一滴眼泪，恰好，泪水也没有浇活过一粒种子。
我祖父，从小讨饭流浪，他被在中国寻根禅宗的洋居士收成义子，后来带到美国，没有想到义父是联邦银行的股东。他把你祖父一手缔造成了第一代华裔银行家。父亲二十几岁接手雨后春笋的银行后，祖父就披上红色袈裟，隐遁到深山老林的庙宇里。
这本家谱，在我的手里，血肉模糊。世世代代，他们山穷水尽。大起大落中，他们难逃一死。生生死死，他们听天由命。在这种气氛中，他们传种接代，养育出我的父亲，命运多桀，又桀傲不驯。
母亲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她的诗集。她口气凝重，“假如有一天我也有不测，这是我留给你的遗产。”
我翻开，读着第一首诗，“人。”
一堵肉墙，在细菌武器面前，只是尸体
一座人城，在化学武器面前，只是废墟
一个民族，在核武器面前，只是灰烬
有了这些武器的人，真理就在他的手里
就连恐怖主义者，都争先扮演上帝
一个政府是世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又有谁惩罚惩罚者
我震惊地看着母亲，也许，她惊人的锐利归宿于基因。我的外祖父，哲学教授，一生研究繁星灿烂的天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外祖母，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一生研究色彩、音符、文字里的真善美。
外祖父逝世那年，恰好80岁。去世前，他说，我不敢想像我每天和78岁的恋人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已经睡在一起60年，从来没有一天分离过。外祖父逝世的一小时后，外祖母就停止了呼吸。他们葬在同一个棺木里。棺木里的惟一陪葬品是他们生前共读的万卷书，埋在棺材里他们也要一同呼吸书香。
外祖父的父亲，落魄的诗人，终日咏叹美女和坟地，掌管月亮和蜘蛛网，年过五十，还是一个少年诗人，最后和一个少女私奔而去。
我翻着几百页的诗稿，掂量着重量。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诗是我的血液，为什么诗又使我贫血。
“遗言。”我读着母亲的第二首诗，“我捂着胸口上被插进的匕首，不敢拔出来。不拔出来，还有一点时间，料理后事。拔出来，就会失血而死。我怕闭上眼睛，就再也不能挣开，我就忍着激荡不已的剧痛，等待着你。我要让你亲口答应我，永远不要和危险的人在一起。”
我不由地问，“什么是危险的人？”
“政客。”母亲宁静地说，“有四种政客，你要远离。一种是预言家，如果早说出来，就是把自己的头，放在粉碎机里。一旦说出这个预言，再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小舍小得大舍大得，都为时已晚。”
“第二种呢？”我听着我忌讳的名单。
“第二种是冒险家。”她看着云彩，“即使告诉他，再过去就是断头台，也没有人挡得住他，向来胆大的吓死胆小的。在那张舞台上，他被掌声捧着。高高在上的时刻，他忘了怎样下台。他像间谍，变幻着身份，时时牢记，欺骗观众，忘记自己。即使是千面女郎，也被打入冷宫，最终拉去陪葬，只因争到过一时恩宠。”
“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陪客。”母亲好像从历史的隧道里穿了出来，“加冕仪式上，限他为看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