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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打开，一条警犬一蹿而入，后面跟着两个法国警察。警犬直接扑向那两个朋克打扮的青年。警犬显然训练有素，就像某些人打架，只是一个劲儿狂吠，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法国
警察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朋克青年也听话得很，说走就走，远不如外表桀骜。
这时身边的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俩抽大麻。在荷兰软毒品合法，而在法国是被禁止的。
收拾好背包下车，巴士站和地铁三号线是一体化封闭设计。黑大个儿带我找到地铁站入口。转乘时和他告别，我用刚跟他学会的法语说袄呵袜呵（ Au revoir，法语“再见”的意思），他则张开大嘴露出雪白牙齿龇牙咧嘴地说，栽尖（中文“再见”）。
出站口的台阶仿佛通往梦想的道路，就在看到巴黎的第一缕曙光时，我知道，梦想成真了。
那一年的留学时光，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欧洲各地旅行，用游学来形容可能更加恰当。但由于囊中羞涩，我只能以各种省钱的方式旅行。比如坐一宿夜车就可以节省一天的住宿费用；比如能走路抵达的地方就不会乘坐公交；比如在巴黎的前两天我只吃了从荷兰带过去的一斤鸡翅和几片面包。当时还是冬天，矿泉水一直暴露在冷风中，竟然被冻成了冰块。但是心中是快乐的，巴黎就在我的脚下，梦想其实并不遥远。现在想来，那些小小的艰苦与磨难已经变成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活着的废墟（1）
2003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从巴黎开往巴塞罗那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六个多小时写完关于巴黎的游记。时间化成文字，文字铺展成厚厚一沓儿稿纸。坐在旁边的西班牙老头不时冲我点头微笑，虽然他完全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却一定看得出我在写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他看我写着写着就会自顾自笑起来。后来我主动找老头儿学西班牙语，也不贪多，学会四句话就已足够：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
当我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跟老头说再见的时候，刚早晨六点多。巴塞罗那还没睡醒，懒洋洋，黑糊糊，冷飕飕，接待着我这个异乡来客。
我要找的青年旅馆在市中心，得坐几站地铁。巴塞罗那地铁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人气，偌大的地铁站连一张广告海报都没有。眼前几个人影晃过，长相雷同，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时又有一个所谓长相雷同的人钻进地铁，此人矮矮胖胖，软软的头发趴在头皮上，腮帮上的胡楂儿泛着青光，与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一拍脑门，桑丘是也。出了地铁，晨光中的巴塞罗那让我方向感顿失，在三个当地人肯定的指引下，我拖着大包小包绕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刚刚上来的地铁口，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地铁站牌，饥寒交迫的我几乎晕倒。
找到青年旅馆，却被告知已经客满，需要等有人退房后才能安排房间。好在我在等待名单中排第一个。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一个日本女孩主动跟我打招呼。问一些从哪儿来、哪儿人、去哪儿之类的问题。疲惫的我不走大脑地应付着，答案也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巴黎、中国、米兰。她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于是她递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高迪的城市”。
在巴塞罗那的随后几天几乎成了寻访高迪的旅行。贴着“Made by Gaudi”标签的建筑物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整个巴塞罗那。
比如米拉公寓，外形像一个巨大蜂巢；奎尔公园，在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当然还有圣家堂，高迪把对宗教的信仰化为对自然的皈依。
究竟是怎样一个高迪，有着怎样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建筑界顶礼膜拜的“上帝”？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后46年都奉献在这里。1926年 6月 7日的黄昏，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的工作从圣家堂到市中心的圣菲利普教堂做礼拜。他漠然于繁华的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这里应该用到什么结构，那里该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太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
五天后，西班牙举行国葬， 72年后，高迪被宗教界追封为圣人。巴塞罗那成为这起交通意外的最大受益者，高迪的若干建筑作品每年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五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是悲剧毕竟是悲剧，他死了，圣家堂也死了——人们相信真正的圣家堂只存在于高迪的头脑中。虽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续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在这里穿梭往来。但这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txt小说上传分享
活着的废墟（2）
1926年，就在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查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他惊呆了，我看到东北正面与西北面的半圆形墙面已经建好，但圆顶还没有完成，抬头可见灰蒙蒙的天空。鹰架被搭到了钟楼顶端，巨大石块上的浮雕环绕着钟楼。雨中，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家堂。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名叫今井建治，回到日本后仍久久无法忘记圣家堂带给他的巨大震撼，从此放弃了对地铁设计的研究，成了高迪的狂热追随者。
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当我站到圣家堂前，生不出只有建筑师才有的心灵感应。但是，80多年前的今井健治先生，40多年前的石山修武先生，和今天的我看到的竟是同样的景象——巨大的鹰驾，吊臂。这种相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巧合却让我无法不感到迷失，前世，今生，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这是只有废墟才具有的伟力。这让我相信说话悬乎的日本人有一点说对了，即圣家堂是一座活着的废墟。
既然活着，那就总有完工的一天。我甚至可以想象，这座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圣保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一旦完工，它将会凌驾于世间一切。第一场礼拜仪式定将响彻云霄，还有那可容纳2200人的唱诗席，1500个成人，700个小孩，还有七架管风琴伴奏……我甚至已经等不及，只不过前路漫漫，这一切还都遥不可期。
我觉得游记的写法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写自己的故事，就像本文前半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这种游记应该在旅途中完成，除非你有超强的记忆力，否则许多细节很快就会模糊。另一种游记是写别人的故事，就像本文的后半段，当然别人的故事还可以演变成艺术的故事，文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故事，我通常会在从A城到B城的交通工具上把在A城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对于别人的故事，则需要旅行回来翻阅大量资料后才能写出来，其实这也延伸了我的旅行。而且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种查资料写游记再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在每篇游记中投入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写任何一篇经济学论文。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典故的出处会耗费掉一下午时间。
但无论在车上写还是回来写，其实都是在事后去写。我从来不会在旅行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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