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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基金管理行业，确确实实为普通的美国家庭通过持有股票和股票基金参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美国大概有2／3的家庭持有股票或者基金，所以在美国的基金和股票市场越来越繁荣的时候，至少有2/3的家庭同时能分享到一部分利益。这样，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才有可能不会因为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而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
问：陈教授，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造成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而且有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您认为影响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素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公平合理的？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城乡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些都使得农村人不能够像城里人那样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也不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得到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比如说北京人进入大学的考分就比其他省、比农村学生的考分要低多了。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从根本上使得农村人的人力资本一开始就不如城里人。加上就业歧视，更使得农村人跟城里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金融的垄断。特别是跟100年前的中国相比，那时候没有国家银行，也没有总部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去把全国各地老百姓的积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由总部在北京的各个银行集中调配，所以100年前各地老百姓的存款基本上能够返回到本地，来帮助本地的经济建设。而今天，通过人民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全国的金融资源汇总在北京，由各大银行总部加上国家发改委来统一安排使用这集中了的金融资源。这样一来，当然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高道德风险。比如说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么多金融资源用来重点发展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形象工程大城市，这些举措确实是100年前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今天可以做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少数城市发展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对于更多的农村来说，它们本来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不再能够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去发展那些大城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5）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创业机会的不平等。这不仅仅因为农村人无法进入城市，所以他们不能够具有像城市人所具有的发财致富的创业机会，而且城里人可以通过与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关系融到创业的资金，而这些创业资金对农村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于像*这样非常少的创业者，他们因为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所以不得不寻求亲朋好友同事的支持，但是尽管*辛辛苦苦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但最后还是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了。
最后，国有经济也是从根本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所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都由国家计委等部门来统一调配的时候，城市肯定是首先被照顾的，乡村的利益不会被重视，而往往只是被捎带想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计划部门更多地会去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政绩工程。农村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去，即使发展好了也不会有太多人看到，所以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如果真的把注意力放在农村，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容易得到承认。相反的，城市的工程是更多人可以看到的。这种业绩评估的不对称，必然让更多的计划官员和行政官员把重点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所以土地私有化才是把最好的发展机会还给农民的最好办法。
问：您如何看待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关系？
陈志武：中国现在不允许非正式的信贷机构发展，这种局面要改变，要让民间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增加。大家谈得较多的温州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宋朝、明朝的时候，山西的民间借贷历来比较发达，温州模式可以继续发扬。民间自愿的融资交易是人生来就应该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许多人会说：“随便允许人们去做金融、投资交易，那不是乱了套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起初都是从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开始做起的，那是一种最自然的程序。只有当融资范围超出了当事人的“亲朋熟人”、“朋友的朋友”和本地小社区的时候，才出现较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时才有政府监管介入的理由。但即使到了大规模、大范围融资的时候，政府还是只应该起到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作用，而不一定要由国家直接来经营金融证券业务。换言之，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是后来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
我们经常讲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通过出口让我们的老百姓和创业者收入增加不少，但是大家收入增加之后都不花，存在银行里。这是因为消费者可以利用的金融理财工具非常有限。大家没有办法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更好地规划未来的生活，只好把挣来的钱存银行，生怕未来会没有收入。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民间金融放开，通过民间金融的竞争，使国有银行面临一些竞争压力，让他们能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运作。
三
问：请问陈教授，是怎么样想到要把文化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的？您认为目前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哪个领域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陈志武：首先，关于把文化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或者说，用金融学来解释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在我最近研究金融学对社会、对家庭的意义这一过程中联想到的。我发现，在传统社会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又没有正规的保险市场和借贷市场，可人们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那么传统的社会是怎么达到这些风险规避的需求呢？我们看到“养子防老”等观念，实际上都是金融的观念，也就是说后代就是父母的股票、基金、保险、信用借贷，但是全部集中在后代身上的这些金融证券品种，它必须靠文化、靠道德来维护父母亲作为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化的内涵必须包括一些有利于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的东西。否则，后代就不能起到股票、基金、保险、信贷的作用。那么，人类就难以延续下去。所以从保证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这种功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形成，最终能够让我们知道一旦正规金融充分发展了以后，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目前许多儒学大家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成功的原因。因为随着中国的金融证券、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当初保证后代作为投资、风险规避的工具作用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会有新的文化内涵去取代。这些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6）
至于哪个研究领域更容易出成果，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以中国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历或者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好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发现1933年~1934年的民国政府中央农村经济实验室收集了大量的农村家庭金融、民间借贷利率、借贷资金的来源等非常详细的数据资料，包括22个省、几千个家庭。比如说我发现每一个省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布，以及平均利率值差别非常大，这当然反映了各个省当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别，那么那时的金融发展差别对于各个省后来的经济增长、财富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当时各省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来解释未来几十年，或者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不同呢？这些都是非常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但是通过利用过去中国不同时期的数据，我们可以研究那些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由此得出的研究论文，不仅容易在世界一流学报上发表，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许多关于金融政策、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是一举两得。
简单说，我们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主要优势是利用中国的数据去研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