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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家庭不会感受到。
首先，从经济角度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那里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运费用很高，运输容量也低。到今天，海运和水运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货运方式，这是靠“愚公移山”改变不了的铁现实，沿海经济历来很发达，是有它客观的经济道理的。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他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与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成熟的其他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千甚至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作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但是，与几百万、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上，还不如选择一些更好的扶贫救济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资助，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鼓励部分人口向其他地区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三
问：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社会经济？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是有限的。
与其把几千亿投向几个“大工程”，还不如把这几千亿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放贷，变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额贷款，变成他们的创业起步基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推进民间创业，增加数量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促进浙江式民间金融在各地的发展，启动各地的自发增长引擎。当然，这也要求放弃国有金融垄断，开放并鼓励民间金融——只有这样，浙江模式才可能在各地扩展。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4）
退一步讲，要让每个省都得到几千亿的贷款，也是不现实的。从前，因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也许少数几个省市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几百亿、上千亿的贷款，但是绝大多数的省市不可能在同一年里得到这么多资源。所以，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方，还想靠中央政府的照顾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它们更应该学习浙江，把民间金融搞活起来，使本省内部有能力把死的财富变成活的创业资本，内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最终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问：您对发展民间金融有何具体的建议？
陈志武：有一些基础设施，很容易做到，一做就可以马上帮助民间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活动。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贷利息和融资供求数据的信息网，可以把各个不同的地方愿意贷出的利息、愿意贷出的金额，以及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创业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报率、所需资金的数量等，把这些利息、金额、价格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都通过网站、报纸和杂志公布出来，这样把在各个地方需要资金的和愿意提供资金的两方信息收集起来，把两方撮合到一起，让他们更方便地做自愿的信贷和投资交易。传统上，民间融资活动是在本地局部进行的，虽然如果有中介金融机构去撮合成交当然更能发展民间融资，但即使只能做到把供需两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并将其公开，那也已经是实现了交易所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了。
另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目前中国最有发挥潜力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股市融资目前局限性非常大，银行的贷款也不太愿意做。民间信贷机构又发展得不太多，空间比较小。总体来看，还是风险投资及股权基金能把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为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融资的机会，这个方面的潜力应该说是最大的。
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跟股市融资相比有很多的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投资方和需要资金的企业之间可以同属一个很小的社会或社交范围之内，比如朋友和熟人之间。融资范围小，投资对象的数量也有限，投融资双方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相互了解，投资方可跟踪他们投资对象的运作等。在经济学里，我们讲这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要低多了，因此交易较容易发生。相比之下，通过股市的融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非常严重，对制度机制环境的要求就高。所以在制度资本环境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股市的融资不太容易发展。但是，一对一的，或者是小范围之内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环境。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才是后来才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这个问题上不能本末倒置。
中国股市乱象（1）
本篇来源：200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郭宇宽。
中国的股市有很多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要涨一片红，要跌一片绿，像坐过山车一样，说是疯狂也不过分。造成这种非理性疯狂的原因何在？股市的未来该如何完善？
一
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中国股市为什么还如此缺乏理性？
陈志武：我们缺乏真正深刻的教训。要培养成熟的市场就是要让投资者分享市场的红利，同时也接受市场的教训，按市场规律办，该赔的就赔，该倾家荡产的就要倾家荡产，这样才会形成理性的投资氛围和负责任的投资者。在什么都以“社会稳定”为第一原则的情况下，太多对上市公司、对证券公司、对投机者的溺爱，只会让股市脱离上市公司，让股票是一个世界，股票发行公司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各自互不相干，股市就完全成赌场。
问：我有点儿不同意。中国股市其实也一样有教训吧，有些股民过去几年给搞得欲哭无泪的也不少。不过很反讽，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往往是感慨“中国还是政策市”。这种教训好像就是让老百姓更加不理性，更加放弃独立判断，相信要跟着政府这个大庄家跑。
陈志武：对，我说的就是特别缺乏来自市场的教训。比如大陆股市有些上市公司连年亏损，按公司法早该退市，就搞出个ST股。“ST”了好久，又搞出一个SST，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这种羞羞答答的文化对于证券市场是最可怕的。我们的一些官员非常得意地用一些政策手段，比如动不动发个人民日报社论，把股票指数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调控能力为自豪，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让人除了跟踪政策信号之外没法去对投资决策太认真。
问：这一轮股市浪潮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尽管巴菲特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但我所知道的一些基金经理都开始费心打听内幕消息，没有人敢标榜自己像巴菲特那样依赖公开的信息来做研究，那会被当作傻子，而在西方被当作过街老鼠的“内幕交易”，在中国要打击也是不疼不痒。
陈志武：这就是非理性的“政策市”的恶果。大量的炒股者依赖内幕消息而发财，而且这样的政府坐庄蕴藏着巨大的败德风险，因为绝大多数内幕消息都来自于政府部门。“政策市”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政府内幕消息上，而不是放在追踪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上。
问：早些年一些地方政府把一些濒于破产的垃圾国有企业“包装上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