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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旦更多的老百姓看到越来越不受制约的权力，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属于他们的财富，以各种名义征到国家手里面，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人对此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调动任何资源为他们所用。但像以前的皇帝，虽然他们的权力也不受制约，但是很多事情想要做也不可能，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运输工具，让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想要搬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权力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了，而是非常具体的，是涉及每个老百姓的权利能不能受到保护的问题了。
所以说，权力制约、*宪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会牵扯到每个人的腰包，每天的工作、每月的工作、每年的工作可以带回去多少收入，还有房子几年以后是真正属于你的，这些问题涉及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最后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觉得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和其他的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把问题讲出来、挖掘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作出根本性的让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改革，那样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50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运作很好的权力制衡制度。17世纪末期，权力制衡运作比较好的是英国。后来到18世纪末期，也在美国出现了。但是其他的西欧国家，其他的现代*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权力被滥用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同时我们很多人会说在中国要实现*宪政，不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还是现状的问题，都让人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悲观，当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就建立了*宪政体系的之外，绝大多数今天的*宪政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会不会出现*宪政，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1）
本篇来源：2008年7月8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有人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如何看待这个总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一
问：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这些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中国是否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会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前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走了一个来回，就是因为当初针对前苏联的经济模式过早下了错误结论，给世界带来了恶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2）
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我1986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在找懂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学者来讲学，都在研究亚洲式政府工业政策、政府管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商学院还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经济模式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是“亚洲经济奇迹”热，都去谈论东亚增长模式的优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把许多人的饭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问：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奇迹”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中国制造虽然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劳工所得也低，但确实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利，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再加上蓝领工人可替代性很强，讨价还价能力弱，在许多国家，一部分劳工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别国的劳资矛盾。比如，由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很愤怒，因为以前定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太高、条件太好了，所以，美国汽车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二
问：为了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地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