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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2）
汉武帝对儒家的制度化推崇，促成了儒家经学的兴盛。董仲舒成了一代儒学大师，难说他有没有从儒学中获得道德良心。然而，当汉武帝搞到天怒人怨之时，他还是以他自创的“天人论”――自然灾害和不祥之兆是上天的旨意――惩戒了一下这个不可一世的皇帝，使他给自己下了“罪己诏”。不过，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也因为假借天命或圣言、编造各种隐语以预示吉凶的“谶纬之语”终于与迷信合流，捉刀自伤。后起者扬雄、桓谭和王充就对他的神学目的论十分鄙视。王充撰写《论衡》拆掉了董仲舒“灾异谴告”、“天人感应”的幌子，甚至到了东汉末年，王符和仲长统两人仍没有放过董仲舒，再次撰文批驳董仲舒带来的迷信学说和有神论。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依附于道家但又标新立异的本土宗教——道教也随后在东汉末年问世。儒学与时俱进，又有一番攀附的作为。
汉武帝以来的各代君主坐稳了王位之后都有过一阵尊孔崇礼的冲动，推尊儒学，而儒学也几乎成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至少是个门面。儒家理想既然被抬上了神坛，也遭受到了该有的亵渎。也有学者认为儒学导致了国人民主精神的沦丧，成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国教。“民本”之论虽然被后世儒生传承，但因为自己的依附性立场，用来对付暴君总是底气不足，而儒学本身的衍变已经使它面目全非。
韩柳文章见道统
儒家思想劝谏君主时，大概说了不少“尊民”“重民”“亲民”“爱民”的大话，也没有哪一个君主听得进去，所以到了东汉就盛极而衰了，魏晋时代几乎销声匿迹。一直到了隋代末年，王通成为一代儒宗。无为而治成了王通儒学的最高理想，仁义礼乐仍然是他的治国之道，而爱民厚生是其政治的根本。明学老庄道家之术，而以儒学为体。王通带出了唐初的儒学名声。
李氏父子平定天下，民众安居乐业之后，大唐声威远播。新罗（朝鲜）来唐请安，日本入朝受经。盛世来临，民族自信与日俱增，儒学也随之中兴。唐太宗李世民特意宣扬君民舟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显然，尊重人民仍然只是一种怀柔政策，历代开国君主都要据此确认一下自己的正统，就像西方基督教国家总统上任伊始必须手捧《圣经》宣誓一样。
唐代中后期儒学能够声誉隆起，“道统”再次复兴，几乎全凭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韩愈（768…824）拥护君主专制，号称推尊孟子的贵民之说，不过却有尊君抑民之宏论。他认为，“民之初生，固若禽兽然”，既然人民没有自生自治的能力，那就必须要有君尊师长来教化养民，“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韩愈文章一向气势恢宏，跌宕起伏，纵横天下而绵绵不绝，思想充溢在他的才情之中，宋人将其奉为儒家正统。
唐代开国皇帝算是比较开明的，而且魄力也绰绰有余。韩愈将君主推为至尊之首不是没有道理，“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愈认为，君主本身就是法令。――孟子当年还敢暗示齐宣王，失职之君可以废弃，到了韩愈这里，一国之君可以自行其是。既然如此，韩愈照样也推崇儒家先祖孔子的“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论调，而且对晚周庶民议政大加讥讽。可见，韩氏儒学并不是孟子薪火相传的传承者，而倒是接近了荀子之学。
韩愈足可代表皇权专制天下的正统。不过，柳宗元（773…819）显然就是他眼中的儒学异端。儒家一向认为，圣人奉承天命，为民兴利除害，布施政教，人民才会恭敬从命。柳宗元则抛弃了所谓的“天人之说”，认为天根本不可能是人类的主宰，人民需要君主不过是为了戡乱止争而已。――显然，柳宗元觉得，之所以需要国家政权，是因为世间总得需要明智而有魄力的人来主持公道罢了。君主并非人民发自自然的拥戴，也不是上天有意对君主的特别眷顾。。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3）
柳宗元撰有《封建论》一文，对封建天下是一王分封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这是国家组织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并不是君主有多么慷慨。实际上，所谓的“殷周分封天下”已经难以考证它本身的缘由，柳宗元认为封建制度是因为宗族王公之间纷争不息而导致的，显然很有道理。此外，他还撰有《天说》，认为天人之间毫不相干――这一点也是和董仲舒的死对头王充一样倔强，甚至还可能承袭了荀子的论调，“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不相预”，所谓“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柳氏之论明确将上天与人类之间的胡乱猜测撇得一干二净，还顺带将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彪等人的“天命说”批驳了一番，“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他认为，贤君得国是因为他的仁爱礼义之政使人民愿意归附。――柳宗元的《天说》还引发了他的同僚朋友刘禹锡的兴致，接连撰写了三篇《天论》与其附和。
柳宗元的言论虽然貌似异端，但实际上并没有跳离孟荀两位儒学大家的宗旨。孔子曾感慨“苛政猛于虎”，而柳宗元也有“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所以养民依然是君主的国政，没有惠爱之心而行暴虐之政固然不可，而动辄以政令烦扰民众也背离了养民的初衷，“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这也是孟子的“仁政”之说。
李唐盛世，终于天宝年间。如果说韩愈正值唐代的壮年时刻，那么在朝政衰落已经开始之时，柳宗元便转向养民之论，不再推崇君权，而后来名气较小的林慎思则抛弃了韩柳两人的荀子之学，独自阐发孟子的政论。
林慎思碰上唐代政衰世乱，立言难免率直偏激。他认为，存养百姓、除烦去苛是为政的要务。安民才可以固本，而养民者必须顺人性，如果频频烦扰民众，即使用心良好也危害甚烈。所以，林慎思主张清静无为是“治国之要道”。――其意主要是矫正政令的烦苛，还没有像老庄那样放任。他主张存养百姓，而又反对姑息迁就，正所谓“峻刑与仁政之并行而不悖也”，“有道之君如水火然，无道之君如虎狼然”。
实际上，李家在唐代立国之后，将老子奉为远祖，所以老子之学也是备受尊崇的，老庄并立为国学，道士做官也不少见。当然，李氏王朝的佛学已经颇为兴盛，朝廷难免也有以道家抗衡佛学的意思，儒学反而受到了拖累，难再独享其尊，但也说明唐代思想杂陈，各大门派都是兼容并蓄的。――这也是其盛世繁华的一个表征。
宋儒两派论长短
儒学处世较为圆滑，而且难免有随波逐流之嫌。到了宋代，儒学已经撷取了佛家的心性之说和道家的象数之论，承接了韩愈的“道统”之后，就有了理学一派；然而两宋300余年间前盛后衰，国势积弱，屡被侵扰，儒家有志之士也有强烈的救亡图存念头，因而使儒学转向了经世济国之路，自成了功利一派。两派儒学仍然擎举着孔门大旗，而观点已然各异。后来也有学者将宋代儒学称之为“宋学”，并将两派儒学率性划分为君子系统与小人系统。当然，君子不敢说都是伪君子，而小人也并非都是真小人。
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几乎已有老态龙钟之势，然而老树新枝，也有杂学其他门派思想的倾向。法家得势之时，儒家学到了刑名之术，不过略加改装之后重归于礼义仁政；黄老风行之时，儒学也兼容了无为之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经数代，儒学又将其崇尚空谈的心性之说学到了手，于是在韩愈的道统之上就有了宋代二程朱陆的理学。――不过，理学派虽然充实了中国的哲学系统，而对于治国并无多大用途。
功利派多出于江西、浙江两地的儒家学者，尤其以王安石变法开创“维新”局面而著称于史。他们排斥理学派的原因，就在于理学派空谈心性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