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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认识。
王 志：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一次我想也是我人生80多年的经历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王 志：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王 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最尖端的重要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振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王 志：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振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让我特别振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所以这个也是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有更深的感受。回到美国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次演讲是1971年9月，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中，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只挂了一幅对联，这一幅对联我天天看，一个礼拜。
杨振宁：大师别传（3）
王 志：什么对联？
杨振宁：有很深的印象。这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个对联为最后的结束。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就是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他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 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 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 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 志：可能有人看到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人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在于，那是十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不是当时十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是十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很多人都猜测，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 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叫米尔斯，他没有。米尔斯大概比我小三四岁，也许四五岁的样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1999年过世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那么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
王 志：你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所有的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30％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70％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70％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30％的贡献，假如他有30％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5％的贡献。
王 志：他这样说对你不是很好吗？
杨振宁：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20世纪最后50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不管他在里头有多少贡献，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50年没有一篇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的，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这个，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他们没有给。
王 志：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你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的物理很多理论物理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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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大师别传（4）
回国之后的杨振宁除了参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还亲自担任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的基础物理课程，希望把自己在美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和在中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做一个比较。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王 志：《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王 志：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个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是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整个那篇文章，80％是讲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之所以那篇文章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