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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找了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还是在北京首都找的，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案子难度大。
2003年3月底，董葡萄收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子将在1个月后开庭。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里还是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有关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行为，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是这个规定要在2003年4月1日才开始生效。而董葡萄他们的案子在3月10号就已经立案。尽管立案困难，在律师的建议下，董葡萄还是决定先行撤诉，再重新起诉。
王 志：那后来重新提起诉讼的时候有没有难度？
董葡萄：也是很难的，来回也跑了几次，最后我觉得杨律师不行，要不我当事人亲自跑是不是能感动他们那些法官，是不是能感动他们，因为我的这个努力我的执著，是不是会把他们感动，感动之后他们会不会给我立这个案子。
王 志：结果呢？
董葡萄：结果我就去找啊，他们还是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最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我不回去了，我已经到这个份上，你看我病人在北京治病，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我没有钱，我怎么弄，我说我不回去了。
案子最终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可是，董葡萄面临的还是证据不足的问题，她必须从那家医院得到自己丈夫的相关医疗资料。
王 志：搜集证据容易吗？
董葡萄：不容易，他们不让我复印。他们当时就推托，他们当时说病历律师调走了，他们当时就这么说，还是推。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费了这么大劲，现在仅仅是复印病历而已，我也没说现在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也没带什么人到这闹事，你们为什么连个病历都不让我复印。
王 志：最后给你复印了吗？
董葡萄：当时就是特别气愤，我一向特别内向，当时也就由不得了，由不得我就拍桌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要不这样吧，我通知你去复印，然后到复印室他们也不让我复印那部分，他们就说只让复印客观的，主观的不让复印，还是复印些没有用的。第二天我又去，又去复印这个病历，最后他们提出和解。
王 志：他们提出和解？那你当时同意吗？
董葡萄：当时就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考虑之后给你们一个答复。
王 志：你怎么考虑的？
董葡萄：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得了这个病，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挽救，只有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补救。
王 志：你是担心打官司没有结果吗？
董葡萄：不担心这个，它已经提出和解了，我再也不用怕它这个事，我就不怕它了，它已经提出和解了，就说明它肯定有问题。
王 志：但是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放弃？
董葡萄：不是我要放弃，因为他们这是管理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责任不完全是他们医院的，所以说不完全是他们某个医生愿意给我造成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比较理解它。
董葡萄家最终拿到了丈夫的28万元赔偿。现在夫妻俩每个月能从厂里领到几百块钱工资。此外，董葡萄一面耕种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一面也靠帮邻居干些农活挣点钱。
丈夫现在每个月从县卫生防疫站免费领药，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王 志：你担心自己的身体吗，和孩子的身体？
董葡萄：担心，肯定担心。像我丈夫得了这种病之后，他就特别烦特别躁，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他在家里边发脾气，孩子也特别害怕，为了这个，现在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孩子在我姐那里。
王 志：但是你还得面对丈夫。
董葡萄：是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面对他，因为我带他出来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地坛医院，看到艾滋病人，我心里很痛，很痛，我觉得他们就像逃难的难民一样，当时的脸色，还有身上特别消瘦。我就想到如果说我离开他，他生活会怎么样，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
王 志：家庭生活呢，正常吗？
董葡萄：不正常，因为孩子走了，我每天都是特别想她，孩子都是两周回来一次，每次孩子去的时候她都是流着眼泪去的。
王 志：丈夫怎么看待你做过的这一切？
董葡萄：他很感谢我，但是他现在的身体他没有能力感谢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累，我特别委屈，但是我没有办法。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4）
王 志：那现在跟邻居的关系相处呢，正常吗？
董葡萄：还可以，去年###接见了之后邻居都知道我这个事，以前他们不知道。
2004年底，独自到北京拿药的田永胜在地坛医院得到了###总理的接见。
秋菊·葡萄
夏利吱吱扭扭地来到了村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看见了董葡萄。本以为即使长得不像巩俐，也该像巩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个子出乎意料地小，样子出乎意料地老。没怎么寒暄，就把我们往家里带。家是租来的，在村子的东南角，离村“主流”居住区域隔着老远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几座空宅子为邻。
报纸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铝厂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烧伤，在当地一家医院动手术输血。5年后，不明原因地低热、拉肚子。确诊艾滋病后，董葡萄开始要和这家医院打官司，还没开庭，医院主动要求私了，赔了28万。而董葡萄手里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都是自己推测的。因为有一个和丈夫同时间住院并输血的女孩子也得了这种怪病死了。
本来说好的拍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
在我们把进度精确到按小时算的时候，董葡萄通知我们，凤凰台没有预约突然到来。拍摄时间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缩水。幸亏当天的光线很美好，我们的摄像王扬老师和董葡萄又都是聪慧而果断的人，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脑子重新理智乐观地开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里揣着一碗热乎乎的泡馍，我们又来到了村里。接上董葡萄，在运城市游走拍摄的时候，董葡萄从她破旧的牛仔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啃着。天气很冷，一嚼一嚼地，嘴边冒着白气。凤凰台的同仁很敬业，昨晚干到了12点，今天又干了一上午，“一点东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当然也只有饿着了。联想起刚到董葡萄家里，我异乎寻常地热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后肝肠寸断、把手儿细细端详的举动，看来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得到真正“国民待遇”，宣传和普及知识的力度还要加大。
关于艾滋病，当时和后来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块儿生活了5年，怎么没被传染呢？
采访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一点不担心。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级别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运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让丈夫住最好的医院。打官司，律师要找北京的，还要正规事务所的。没钱，借，或“骗”——说是孩子住院。对不起孩子，她一边哭一边说。
案子法院不受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员：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呢，不受理，我就跟着你。我能想像，当时她的目光一定坚毅决绝；就像刘胡兰一样。
案子被受理了。她说，我要看看国家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我们这些弱势的人。
私了的28万元，代价是不许再声张。在节目制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嘱，千万要说得含糊点。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烦了。
那个失去了女儿的人家，因为女儿得的是“怪病”，至今还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这样用传统的江湖方式维系着：无论得与失，都是个体行为。制度、法律、社会正义，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买好了火车票，还是晚上11点到西站排队买的。可是在开车前两小时，董葡萄说，你能不能把票换成明天的，我还要办点事，麻烦你了。在细雨中赶到西站，在烘烘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