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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名，平均年收入为486395美元；而前10％的群体有750万名纳税人，平均年收入为128560美元，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些位于收入分布图顶端的垫底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对顶级富豪而言也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一旦超级精英失去对于财富的热衷，那么顶级富豪就可能变得非常孤立。
在美国历史上，一般富有者认为自己基本等同于超级富豪。前1％富豪群体中垫底的奋斗者同顶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就在于缺乏一个伟大的创意或工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上层中产阶层。他们可能正一如既往地竭力维护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前1％富豪群体往往认为自己并不富有，稍加时日就会富有。有迹象表明，身家接近百万的富豪开始怀疑亿万富豪在使用不公平的手段。其中一个迹象是“裙带资本主义”不仅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为“茶党”宠儿萨拉佩林以及保守派军师保罗瑞安的战斗口号。
热爱商业和金钱的美国前1％富豪群体中的垫底者和美国前0。1％顶级富豪群体之间形成了新生的分歧，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分歧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翻现有体制的理想更具煽风点火之势。我们向来了解美国的左翼人士对巨额金融交易心存疑虑，可令人惊奇的是，华尔街的“侍从们”也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老板起疑心了。
纽约投资顾问乔舒亚布朗为高净值人士、慈善基金会和退休计划提供服务，一些华尔街高管向他抱怨，如今他们在美国被不公正地诋毁。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对他们的回应。
布朗将长篇大论《改邪归正的经纪人》贴在他的博客后，该文章立马被疯狂转载。“我们不仅不像你们和其他顶级富豪所认定的那样憎恶你们，事实上，我们热爱你们，”布朗写道，“我们热爱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成功故事，我们能够追随精英的脚步，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就是美国人的独特想法。所以，我们并不憎恶富人。美国憎恶的是唯利是图者美国憎恶不正当的特权、不公平的赛场以及没有破产风险的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憎恶私有化的利益和社会化的损失，憎恶规则变更为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受益，憎恶那些灾难时获得援助却在灾后余波的大苦大难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悔恨或谦卑的人。”
在民主时代，如果每个百万富豪都坚信自己有望成为亿万富豪，那么超级精英就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信念崩溃了，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战火将从开罗和基辅烧到伦敦和纽约。
女性到哪儿去了？
2011年，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共有47763人，跑得最快的前18名均为男性，而剩下的选手则男女兼有。女性选手不仅可以同男性选手一起赛跑，而且随着像耐力跑这样要求较高的运动在社会上越来越接受女性选手参加，女性选手的人数甚至比男性还多。但是跑得最快的前0。04％的选手，即前18名选手，仍然同1971年之前一模一样，全部为清一色的男性。1971年前，理论上认为女性的纤弱身躯经受不住高强度的运动，她们被禁止参加10英里以上的比赛。
成为顶级富豪就好比成为那18人中的一个。女性的体格可能使她们在马拉松比赛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因为某种生理原因被剥夺进入顶级富豪圈的资格。现实的写照阐释了超级精英崛起现象中一个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提及的方面：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范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事实。如果你不是顶级富豪，你的上司越来越有可能是女性，家庭也越来越可能主要靠女性养家糊口，你所在班级的顶尖学生也越来越有可能是女生。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通过哈佛大学卡茨和戈尔丁的研究也可以窥见顶级富豪阶层中男女比例如何变得越加悬殊。大学是中产阶层女性正在占领的地盘之一，如今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是女性，她们的平均绩点高于男性本科生。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获得文学硕士后继续读研深造。经济衰退扩大了性别鸿沟，年轻女性面对困难的就业行情很可能选择回到学校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年轻男性却不会这样。哈佛大学于1973年才打破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对女生的“隔离”，哈佛2004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女生多于男生。
然而，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卡茨和戈尔丁发现，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男性对这一金钱刺激反应热烈——哈佛大学1990届学生中，38％的男性毕业后的15年里从事过金融和管理工作，而女性的比例仅为23％。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槛。
没有太多人谈及超级富豪中女性的空缺。一部分原因是自布尔什维克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同列宁发生著名的争辩之后，斗争持续不断，而左翼向来欺凌那些勇于讨论财富顶端性别问题的女性。参与讨论的上层阶层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在关切自身的利益，因为人们敦促她们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姐妹们，那些人的困难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从历史上看，右翼人士偏好一律回避有关性别和阶层的讨论。
顶级富豪圈中女性的空缺是前1％富豪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超级富豪区分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职场上，这会造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没有女性匹敌者。这一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个人生活。2009年对于美国职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数据表明，美国“在职人员名单”上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2010年，10个职业女性中约有4人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相比之下，顶级富豪仍旧生活在《广告狂人》的时代，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但比全国范围的比例要低很多。正如在一场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旁边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前0。1％富豪的妻子所做的选择十分自然。这位投资家将近40岁，没有小孩。我们聊天时，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相识。但是当我询问他的妻子在哪个公司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如果你丈夫年收入1000万美元，你还选择做按时计酬的苦力活实在有点儿异乎寻常。（果然，他的妻子将时间用于研究家庭投资组合、学习艺术史以及装饰他们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市内宅邸。）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