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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一项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了相同的情况，这项研究由无党派的政府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持。研究表明，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如此描述这一转变：
除资本利得（capitalgains）外的资本收入（指利息、红利和租金）已普遍成为高收入家庭逐渐减少的收入来源。除资本利得外的资本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的市场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42％跌至2002年的21％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反映了更长远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对于高收入的纳税人而言，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2007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中劳动所得的部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高，获得高薪酬的工人已经在收入分配的至高处取代了依靠财产和证券获得收入的那些人。
财富金字塔尖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三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了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即便在前0。01％真正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中，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从当今顶级富豪的生活经历中，你能看到这种变化。例如，皮特彼得森的父亲是希腊移民，他17岁时来到美国闯荡，最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小餐馆；黑石集团的另一名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其父亲是一名费城零售商人。高盛元老、对冲基金亿万富豪莱昂库珀曼是直言不讳的白宫政策批评者。2011年秋，他在一封广为传阅的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提到了他卑微的背景：“虽然我通过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我的出身绝对称不上显赫。我的父母从波兰移民到这里，父亲就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当一名水管工。我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得益于优秀的公立教育体系（先后就读于P。S。75初中、莫里斯高中和亨特学院，这些学校都在布朗克斯区）以及我父母的长期督促。”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属于“白手起家”类。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帮了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美国人笃信霍雷肖阿尔杰所创作的故事，而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事实。一些社会仍保持着最传统的阶层划分，全球富豪的涌现使得这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有机会爬上金字塔顶端。例如，有钱有势的达利特人虽然很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加。达利特人曾被认为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在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达利特人仍然禁止从村庄的井里打水喝，达利特小孩只能待在学校教室的特定角落里与别人隔离开来，以防他们心灵上的瑕疵玷污了更高阶层的同班同学。可是，现在印度出现了众多的达利特百万富豪。阿肖克哈德就是其中一位，他拥有一家建造和整修海上钻油平台的公司，最近《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他的故事。正如一位达利特商人对记者所说，“我们正在用资本主义抗击种姓制度。”
白手起家是当今全球顶级富豪自我写照的重要一面，也是他们享有奢华、地位和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偷偷打探顶级富豪之间对话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他们的装帧精美、专属限量杂志。例如，一本有着直白名称的《奢华》杂志自称为“全球奢侈品的专业指南”，在欧洲许多高档旅馆的房间里你都能看到这本杂志。最近一期杂志刊登了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托斯顿穆勒的专访。他这样对消费者说：“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重要的变化。如今，劳斯莱斯的消费群变得年轻多了。我们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28岁的印度企业家。我们发现，许多客户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的，作为回报，他们奖励自己一台劳斯莱斯。”
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定义超级精英阶层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他不是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华丽的“彭伯利”大庄园的达西先生。作为典型的“他”——仍几乎全都是男性——应该是中层或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位闯劲十足、教育程度较高、善于计算的人，并且年纪轻轻时就掘到了第一桶金。
技术极客的崛起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在首创技术外包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技术极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中国，他们化身为工程师，在许多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俄罗斯寡头成为了裙带资本主义教科书式的样本，在成为天然资源巨头之前，原先的七大寡头中有六位获得过数学、物理或金融学位。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中学时研习工程学，大学本科时教授别人代数和线性规划，他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史蒂夫施瓦茨曼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作为标题和理念框架，该书探讨了新技术与教育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收入分布的。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