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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封
书名：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作者：【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Freeland）
出生于加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获得“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学金。路透社资深编辑，为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时报》工作，加拿大《环球邮报》副主编。长期为《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撰稿。弗里兰的上一部作品是《世纪大拍卖》。
内容简介：
当今，在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财富拥有者。“富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警醒人心的是，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存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与最富的0。1％与1％之间——他们以飞速的资产扩张成为新一代全球超级富豪，将所谓的有钱人远远抛在身后。他们钟情于英国公立学校，毫不低调地干慈善事业，他们自身的重要理念是自创的而非衣钵而来。
作者深入追踪全世界富豪近20年，以原汁原味的采访资料为依据，深刻的全方位解析，为我们解密新镀金年代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吸金门道，为我们打开巨富的隐秘世界，窥探其中不为人知的规则。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他人联系的。作者对“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的新贵阶层与经济现状进行了揭秘与分析，既有指导性，又警醒人心。同时，本书也从政治和社会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以及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书摘正文：
前言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兴趣。在前南斯拉夫，他发现官方将收入不平等视作“敏感话题”，也就是说政府不希望本国学者对此做深入研究。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平等社会。
可是，米拉诺维奇来到华盛顿后，发现了一件怪事。美国人非常乐意颂扬巨富，当然有时也会为穷人担忧，但同时谈论富人和穷人，并引申出经济不平等的话题却是一大禁忌。“华盛顿特区某个很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席曾告诉我，该智囊团的理事会不太可能资助任何主题中含有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字样的工作，”蓄着胡须、头顶渐秃、身材好似泰迪熊的米拉诺维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透露，“对，他们会资助任何同扶贫相关的事，可要是涉及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呢？”他问，“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上层精英并非不情愿展示出自己有多少财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毕竟，拥有游艇、时装和豪宅，并捐出夺人眼球的大笔善款本身就带了些炫富的意味。可是当讨论从歌功颂德转变为剖毫析芒时，上层精英开始如坐针毡了。一位曾在华盛顿顶尖金融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华尔街民主党人对我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因称呼高收入群体为有钱人（therich），而被商界视为异己。该银行家说：“最好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如果总统实在无法避免特指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则应该称他们为富人（theaffluent）。将这些人贴上有钱人的标签，听上去会造成分化——富人可不想被这样称呼。”无独有偶，比尔克林顿在2011年出版的《重返工作》一书中用相似的口吻指责奥巴马谈论高收入群体的方式。“我没有因为富人的成功而批评他们。”克林顿写道。相较于奥巴马，克林顿对高收入群体较缓和的态度，是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税收的原因。
专门为上层精英提供心理咨询的波士顿心理学家罗伯特肯尼也赞同上述看法。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有钱（rich）一词通常具有贬义，它甚至和婊子（bitch）一词押韵。我见过有人站起来这样做自我介绍：我是鲍勃肯尼，我很有钱。说完他便自惭形秽地痛哭起来。”
不仅仅是顶级富豪不愿谈及日益加重的经济不平等，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谈论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不适，因为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大多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看来，其不应如此运作。
直到几十年前，经济学家还普遍认为，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收入差距非常小（由于整体财富少、生产力比较弱，所以并没有太多东西能让社会精英占取），而在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达到顶峰，实业家和工人的收入远远胜过农民（想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形）。最后，在完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由于教育更为普及，并且国家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发挥了更强的再分配功能，收入差距再次缩小。这一观点论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生于白俄罗斯、后移居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首次提出该观点并对此做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库兹涅茨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图形之一——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他的理论，这条倒Ｕ形曲线描绘了随着经济逐渐发达、生产力逐渐强大，整个社会经历了从收入差距很小到收入差距拉大，最后回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
工业革命早期——那时库兹涅茨的数据和统计分析还远未出炉——法国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预测：“如果你仔细观察社会形成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平等仅仅存在于历史上的两个极端中。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全都软弱和愚昧；高度文明的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平等，因为他们都能选择相似的方式获得舒适和幸福。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因为财富和知识属于极少数强者，剩下的弱者只能陷于贫困和无知。”
第2节。
如果你信仰资本主义，你会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是个精彩的理论。经济发展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冷酷无情的，一路上会涌现很多挫败者，但是一旦我们到达了托克维尔所谓的“所有人都是高度文明的”（没错，所有人！）的稳定状态，我们将共享盛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典型，成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化身。“二战”后的大扩张时期也被经济学家称作“大紧缩”，随着贫富差距缩小，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中产阶层。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的话来说，“那时的美国人民肩并肩共同成长”。这似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形态。里根政府的改革甚至也秉承了这一范式——垂滴经济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滴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产阶层的收入开始停滞不前，而上层精英开始与其他人拉开差距。这一转变在美国最为显著，但到了21世纪，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遍及全球：不仅出现在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而且在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中也十分显著。
美国从“大紧缩”到“前1％富豪群体”的转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以至于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种种直觉都跟不上现实了。事实上，激增的收入差距同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真实的状况。
2011年，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阿雷利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诺顿一同做的实验印证了上述结论。阿雷利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财富分布——20％最富的人拥有总财富的84％，而瑞典20％最富的人仅仅占有总财富的36％。92％的答卷者说，相比当今美国的财富分布，他们更喜欢瑞典的。然后，阿雷利要求被试给出他们理想中的美国财富分布。结果，他们更希望20％最富的人仅占有总财富的32％，这一财富分布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