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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阿姆农和母亲还在睡梦中，哥哥乌里的床是空着的，他已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了。这是寒冷的十一月的一天。我们匆匆忙忙去了公共汽车站，那里已经有了许多安静等待的乘客。我认识其中的一两个，其中一个是来自团结出版社的爸爸的合作伙伴亚泽克（排版人员），他递给我一个橘子。“谢谢！”我低声说，他亲切地朝我微笑。我们出发后不久就到了火车站。一个特别的火车正等着，大部分的车厢都已经满了。我们的巴士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耽误了开车时间。随后我们也登上了火车。
接着父亲向我解释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将去问魏茨曼致敬。”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电台里已经宣布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逝世了。每一个以色列的孩子都知道，魏茨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效仿的楷模。我曾经跟父亲在市里的比亚利克大街上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讲。与特拉维夫泥泞的街道、荒凉的景色截然相反的是，魏茨曼修剪得整齐的胡子、头上黑色的帽子以及优雅的手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将去对我们总统阁下致敬。
在火车上，我试着去回忆海盗船的梦境，但它们就像薄雾一样蒸发了似的。我剥皮并吃了亚泽克给我的那个橘子，因为实在是太困了以至于没有去找垃圾桶，就把橘子皮放进了口袋里。当火车减慢速度快要停下来时，我醒了。“我们到了。”父亲说。火车继续行驶了几米后到站了，它停了下来，车轮喷出的火花在夜色中闪闪发亮。“我们要在一小时后回来。”一个人大声说着。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踏上了离站台几米远的碎石路，并默默地向魏茨曼研究所走去。我的老师瑞奇告诉我们，魏茨曼总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过，总统住宅区被美丽的花园环绕着。
“为什么路是圆形的呢？”我轻声地问道。因为我感觉我们似乎是在绕圈子，哪儿也没有去。“这里所有的路都是圆形的，”父亲解释道，“因此，游客会被这美丽的地方所陶醉。”
我们沿着圆形的路走了一段后，父亲说：“我们要在这里右转。这是通往房子的道路。”我们发现自己在一条直路的起始端，而这条直路的尽头是在一个亮点处，那个亮点是漆黑花园里唯一的亮光，让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它走去。在我们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开始沿着直路前行，一直到总统家的前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我的父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感，拉着我的手。当我们走近时，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被照射到地面的四轴光惊呆了，顶篷上方挂着蓝色和黑色缎带。顶篷是通过金属链条连接到高杆上悬挂的，就像我梦中的海盗船的桅杆，只是每一个杆上的图案不再是骷髅，而是金色的大卫之星。
灵柩就放在顶篷下，旁边站着的是肃穆的武警仪仗队。当我们来自特拉维夫的小分队走过灵柩时，父亲让我走在他前面。我停顿了一下，尽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在效仿大人。我内心有些害怕，与其说是因为这宏大的场面，不如说是因为与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在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魏茨曼生前使用过的大礼帽、手杖和鳄鱼皮包。父亲告诉我：“现在他走了，这些将成为国家的象征。”随后，父亲帮我扣上了外套上面的纽扣，说了些似乎与总统死亡没有关系的话。“罗尼，你应该知道，人们（也包括孩子们）不仅对他们的家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对自己的国家也是一样。”我当时太年轻，没法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而却能将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我对自己的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掩饰着自己内心的骄傲暗自思量着。这正是我父亲所说过的。
总统的葬礼只有非常重要的人才能参加，如：劳工总会（工会）代表、高级公务员、外国外交官等。夜间参观、专列、致以最后的敬意的机会——这些小的表示，是赋予给像我父亲这样地位的男人们的。他们同统治精英们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被挑选出来参加这些仪式，但他们并不是重要到能够参加葬礼本身。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会享有特权。
第5章 不当雇工
“我永远都不要当雇工！”这是父亲对于母亲要求他寻找第二份工作的一贯回答。母亲不断抱怨着我们越来越困难的处境，这让父亲心绪不宁，但他拒绝妥协。父亲很自豪能成为城市工人阶层的一员，并且坚决反对降低身份去为一个老板打工，“不当雇工”是他的战斗宣言。
父亲非常反感资本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划分为资本家和工资奴隶；同时他也憎恶极权共产主义，因为它颠覆了平等的理想。一番寻觅之后，他选择了合作社运动，最后他在一个印刷合作社也就是团结出版社上班了。这是1910年由戴维·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伊扎克·本·兹维（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以及他的妻子瑞秋·亚奈特创立的第二个合作社。团结出版社完全由其工人运作，并代表工人自身的利益，没有一个领薪职员属于外部人士。合作社的使命是印刷出版一份报纸——《团结》，同时出版犹太复国主义文学选集。我父亲非常认同创办者的思想，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后来，印刷合作社搬到位于特拉维夫市勒夫廷大街的一座装饰艺术非常精美的建筑里，在那里一直营运到千禧年结束。印刷社出版发行了由比亚利克和雷伏尼斯基合著的书籍、契诃夫的故事集、阿尔罗祖奥的《劳工联盟》季刊，不过它断然拒绝印刷与其理念相悖的书籍。在独立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印刷社免费印刷出版了奥特曼的诗歌《为了谁》，这首原先经劳工阶层的报纸《话报》审查后拒绝出版的诗歌，抨击了以色列士兵在征服卢德期间屠杀阿拉伯平民的暴行。这激怒了本·古里安总理，他下令所有士兵必须阅读由团结出版社免费印刷的版本。
通过这些类似的故事，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承着他的精神和政治遗产。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加入合作社的，最初是担任财务总监，但他一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终于在三十多年后，也就是1967年的2月17日，他成为了出版社的经理。在父亲伊扎克·安纳夫的工作生涯里，他一直都是印刷合作社的股东和核心成员，与合作社的其他成员平等相处，并且对组织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从未当过一天雇工，从未听命于任何人，即便是在背负着家庭巨大的经济压力时也没使他放弃独立的尊严。母亲的要求让他受伤，但其实母亲的不理解让他更加的痛苦。
对于家庭遭受的经济压力，父亲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地缩减开支，并且尽早地让我们这些子女为家庭出力。的确，从我们少年时期开始，兄弟三个就开始在假期里干活以补贴家用。我经常自己挣零花钱，父亲对此很欣慰，有时他也会在印刷社给我安排临时的工作。“现在你还年轻，只能去当雇工，不过等你长大了……”安排儿子去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太好受，不过我倒没有因此有丝毫的烦恼。从我开始自己挣钱、尝到独立的滋味那刻起，我内心都非常地乐意，甚至是高兴，我很乐意能尽自己所能来补贴家用。
除了能挣到些钱，我额外的收获是能在印刷厂跟父亲待在一起，而且在工作中被当作一个成年人看待。在食堂里跟他一起吃午饭的时候，还能听他讲一些关于合作和平等方面的观点以及工作的重要性。我喜欢看排字工人熟练地将鳞次栉比的字母放进印刷板里，并惊叹于他们的能力，能将满是删除和修改标记的手稿转换成为整洁、干净的印刷文字。
后来，当我成为一名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生时，我仍然去兼职打工，不只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也为了赚取自己的学费。这是因为，每当我获得一次部队的阿图岛奖学金，我都必须在部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