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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一样，它们在地表下生根，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突然破土而出。
起初，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为埃坦…戈申共同的项目工作，唯一的改变是现在我开出的单据上都印上了安纳夫系统公司的标志。这个标志是由我妻子马蒂亚设计的，父亲也非常自豪，他在团结出版社将公司标志印在信笺和商务名片上。拥有自己的公司让我感觉很好，但同时也担心业务量不足。刚刚独立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只是简单地继续为这家繁荣的建筑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服务，这也是新公司唯一的客户。
转眼时间到了1973年，办公室的人都在议论国王统治之下的伊朗“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坊间有很多的传闻。其中一件是关于一家以色列知名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他打算乘坐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汽车环行德黑兰。正当我们有些人认为这样奢侈的行为不可取的时候，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位经理是想利用这样的炫富行为激起伊朗人民对发生“大事儿”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的成功能促使埃坦…戈申公司受邀参与并主导一个大型的国外建筑项目。现在，埃坦…戈申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
后来，公司的办公室搬到了哈亚克大街111号，面朝大海，临近我父母位于诺道尔27号的公寓。这使我能够经常去公寓里看望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变得孤独，沉默寡言，而且越来越脱离这个社会。公寓里的摆设都跟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样。他不断地向母亲种在阳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浇水，但并不知道该怎么养护它们，最终大多都因为浇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亲尽职尽责地喂养母亲留下的鱼儿，然而这些鱼儿同样在没有母亲的照料下变得虚弱不堪。
父亲热爱其作为印刷社经理的工作，如今他只身一人，社会活动已大幅减少。我的哥哥乌里经常邀请他去基布兹，马蒂亚和我则让他经常来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农那时已经从部队退役，并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经济学，因此他住回了家里。然而，父亲仍然非常孤单。他仍像往常一样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但品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喜欢看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经常沉浸在犹太教法典学者迈蒙尼德的作品里，好像他突然发现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没有询问他这样转变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家庭里，我们通常都不打听对方的个人隐私。马蒂亚和我尽可能经常带着儿子利兰去看望父亲。只有在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父亲才会暂时忘却悲伤，寻找各种办法逗乐小宝贝。
1973年1月10日，我们聚在一起庆祝阿姆农的生日，马蒂亚带来了美味的蛋糕，父亲现场做了一个幽默的讲话。生日派对结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凌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办公室。正当我要撕下前一天日历的时候，阿姆农打来电话。“快点回家！”他的语气有些奇怪。“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我问道。阿姆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话语中有几分怒气：“你难道没听到我说的吗？现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头的东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楼梯间，我差点与从诊所来的家庭医生撞了个满怀。他看到是我，就试图向我说明些什么。这也是一些护理人员之前告诉过我的，不过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只顾着两步并作一步地向楼上跑去。尽管年纪不小了，这位医生还是快速地跟着我，一点儿也没落下。阿姆农呆坐在起居室，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间，我跟家庭医生一起快步走了进去。父亲背靠在床头上，一动不动，床边放着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斗士的演讲》（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第七日》，斯赫·罗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刚看完并将老花镜折叠放好。父亲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但已经没了呼吸。家庭医生俯身看了看父亲，然后直起身子，囔囔地说：“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一个朋友，而非医生。
随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父亲的死因是心脏骤停，但正像医生所说，一个人在睡梦中离去是一种福分。父亲应当是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离去的，他看上去安详平和，我敢确信他没受到什么痛苦。阿姆农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断断续续地解释说，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联系了诊所，原本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那个时间他们不出诊，但阿姆农提高了嗓门，坚持要直接跟医生通话，之后医生迅速地赶到我们家里。直到父亲被放上担架，阿姆农才缓过神，大声地哭了起来。而我尽管内心悲痛万分，却没有哭出来。我们兄弟俩经历了同样的生死别离之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身边，而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身边。从此，我们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但却充满了意义和温暖。他们去世的时候年龄都相对不大：母亲是在61岁的时候离世的，父亲比母亲要小三岁，去世的时候也才62岁。他们是一对理想主义城市的先锋，过着我们很难想象的简朴生活。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对我们无欲无求。他们绝对地信奉集体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如“我有权这样”或者“那是我应得的”之类的话他们从来都不会说，甚至在他们内心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努力工作，竭尽全力地教育我们。
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以色列人都互帮互助，乐善好施。当父亲把反抗谋害其家人的纳粹当做自己的责任，并志愿加入犹太旅团的时候，母亲从未因为撇下她跟两个幼子而去劝阻父亲。母亲深知，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会角色，她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父母亲的内心和思想中，他们深知，以色列这片热土上的犹太人必须团结一心，组成自己的联盟和阵线。团结是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尽管不太富裕，他们还是去了全国各地旅行并乐在其中，有时他们挤在朋友的小卡车里去旅行，有时他们一起在亚尔孔河扬帆，之后就几乎身无分文。在父母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里，时常有朋友来跳舞聚会，仅有的设施是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是，工作是一种特权；精神需求优先于物质需求；这个犹太国家是个天赐的礼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和阿姆农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然而这并不能减轻我们失去父亲的痛苦。阿姆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则将自己封闭在恼怒的藩篱中。
我很快感觉到，无论年龄大小，成为一个孤儿对一个人都是个巨大的痛苦。当犹太族传统的七日服丧期结束之后，我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希冀忙碌的工作能让我忘记悲痛。然而，父母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活，甚至是他们去世时的场景仍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恼怒不断侵蚀着我。当我慢慢开始克服悲痛的时候，我去看望还住在父母公寓的阿姆农，空荡荡的房子又一次将我推回到情感的漩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赎罪日战争B爆发。当时国家面临了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个人的悲痛也暂时被放在一边。
整个国家处于极度震惊当中：阿拉伯人如此彻底地袭击了我们犹太超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西奈，埃及人越过苏伊士运河，渗透到了半岛深处。一直以来，以色列相信自己战无不胜，有运河的天然屏障和所谓的“巴列夫防线”，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这些信仰的垮台，就像历史上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和其他类似看似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一样。然而现实是，敌军轻而易举地越过它，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国家的生死存亡，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心中的主要防御屏障被打碎了。
当时，马蒂亚在特拉维夫工作，而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等待着被招募到预备役部队，然而并没有人来招募。我非常纳闷，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需要武器方面的专家？这说不过去，我几乎失去耐心，不过正怀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马蒂亚劝我耐心些，她推断如果部队真的需要我，他们会找到我的。我变得焦躁不安，渴望着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参与到部队工作当中。外面的战争如火如荼，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们认识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关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