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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团想要得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又希望联邦政府保护它们免遭巨大的市场风险的伤害，当社会失序已非常严重时，它们又希望与竞争对手达成一致。
第三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将国家的优先战略转向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治疗萧条成为主要的财政问题。罗斯福追求的是避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种由巨额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
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却非常大。珍珠港事件后，政府开支急剧增加，并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这种增加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比，从和平用途转向战时需要的资源要大得多。联邦政府开支的平均水平在1942—1945年间几乎达到了国民总产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资源用途的转移更快更持久。在美国保持中立的时期，对战时压力的调整就已经开始了，这段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准备期要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长得多。但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后面临的是经济萧条而不是通货膨胀。
罗斯福和国会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筹资经验，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价格控制，对每一种稀缺的物品实行配给，并尽可能地提高税收——以应付战时开支，防止消费者与政府竞争而抬高价格。由于财政收入增加，联邦赤字从1941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1943年的574亿美元之后，在战争期间就大致维持在1943年的水平了。
但是，特别税的选择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罗斯福重新燃起了1938年被国会粉碎的改革雄心。像威尔逊和麦卡杜一样，他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都偏向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资，向公司和高收入者增加更重的负担。1941年，摩根索提议对利润率在6％以上的所有公司征税。罗斯福则走得更远：“在国家的生死关头，所有超额收入都应该为赢得战争服务。”1942年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到：“任何美国公民的税后净收入都不应该高于25 000美元。”
但这种激进的战时税收提案面临两个重要障碍。一是来自军队计划者、对外政策战略家、金融巨头和经济学家等集团的反对。在整个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专家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后果，认为如果发生另一重大战争的话，要吸取这些教训。这些专家希望动员更多的资源，而且要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利地、可预见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政策——就是对工资和薪金征收所得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6）
罗斯福战时提案的第二个障碍与威尔逊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国会强有力的反对。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与《时代》周刊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警告摩根索的计划“在衰退和失业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将大大削弱公司的资金实力”。
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提案，让“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成为了新的税收体制的基础。由于免税标准很低，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对工资和薪金征收的税收，而不是来自利润、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结果是个人纳税者的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增加到1945年的4 260万，联邦所得税收入从1939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亿美元。如两位经济学家所言，“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边，到处都是纳税人”。向广大公众征税代替了向某一阶层征税。同时，联邦所得税逐渐支配了国家的税收体系。 1940年，联邦所得税只占总税收额的16％；到1950年，联邦所得税已占到总税收额的51％。
向大众收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普遍愿意为战争贡献力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争动员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需要使用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体制来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罗斯福政府的宣传机制也用在了说服新的纳税人方面，让他们相信自己应该纳税。财政部、国内税收局和作战新闻处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种宣传遍布媒体，遍及全国。在宣传中，他们又搬出了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到有效作用的爱国主义和公民义务这些工具。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政府认识到以大众为基础的所得税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自愿的合作。所得税的成功进而再度证明了民主政府的筹资能力。
与赢得中产阶级支持的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新税收的结构。普遍的税收减免（比如降低家庭按揭贷款的利息，减免州和地方税收）使新的税收体系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此外，与许多公司偏爱和支持的国家销售税相比，中产阶级纳税人更喜欢所得税。而且，对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惧使公众对这种有利于公司，使公司享受特权的税收更为宽容。但是这种天真的宽容与新政支持者的激进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表明所有人都有责任进行自利的启蒙。最后，以同样的精神，许多新政的立法者把群众税视为确保财政收入、支持联邦社会公平计划的最佳途径。1943年，在工资薪金中预扣税款这种方法的引入也使税收增加不少。就像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国会和总统愉快地学到了汽车销售商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的东西：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会被诱导花更多的钱，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总的债务，而只是每个月的偿付款。”
在对1943年《税收法》中提出的预扣税款方法的辩论中，国会在征税哲学上战胜了罗斯福。罗斯福注意到，由于预扣税款方法的逐步采用，这个法案将免除一整年的税收义务，他认为这种义务的免除带来的最大利益被富人所占有。因此他宣布，这一法案“不是一个税收法案，而是一个税收救济法案，它不是向需要救济的人提供救济，而是向贪婪的人提供救济”。他否决了这一法案，但是国会否决了总统对税收法案的否决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耻辱的失败使罗斯福接受了群众所得税，不再进行争论，新的税收体系实质上也结束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公司和累进论的倡导者之间关于“敲富人竹杠”的所得税的争论。
两党转流执政的政府：1946—198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大萧条时期非常相似，这一经验使两党舆论一致，支持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国家政策的根本转变。哈里·S·杜鲁门的政府（1945—1953）虽然没能制定全国健康保险计划，但却能够保持新政时期的项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1953—1961）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方面特别重要；这个政府在有计划地维护新政的传统方面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甚至还启动了一项大型新建公路计划，建成了庞大的州际公路体系，并且大大扩展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新政式的社会计划最为剧烈的扩展发生在约翰·F·肯尼迪政府时期（1961—1963），尤其是在林登·B·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他们发动的反贫困战争包含了医疗保险计划（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卫生保险计划）和附加社会保险（Supplementary Social Insurance，SSI）计划，SSI从普通财政收入来源中向残疾人提供保险基金。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1969—1974）和杰拉尔德·R·福特政府（1974—1977）遵循了艾森豪威尔的方式，保持了他们所继承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尼克松进一步扩大了白宫对预算的控制，将预算局更名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赋予它广泛的职权以协助总统构造和监督联邦计划。尼克松、福特和杰米·卡特政府（1977—1981）还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制范围。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7）
在国际方面，联邦政府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防止萧条和战争而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对外政策的教训。为了填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经济权力真空，联邦政府采取政策，由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贸易的金融仲裁人。在1948—1951年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恢复中的欧洲经济注入了130亿美元。在新政时期的《互惠贸易协定法》（1934年颁布）的授权下，美国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且领导削减国际间贸易壁垒。在布雷顿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