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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有着双重的作用。用收入增长来衡量，政策效果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33年到1937年，GNP增长了1/3。但是用失业率的降低来衡量，这是一次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整个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仍然高于10％。即使是将受雇于政府各种各样救济工程的工人都算在雇佣的行列内，这仍然成立。由于这些工作不是按市场工资进行支付的，传统的研究观点是将这些工人算在失业的行列内的。但是由于这些工人并不是空闲的，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处于已雇佣行列，即使他们只是拿很低的工资。
如果工人愿意在这些低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为什么市场工资不会下降到这个水平呢？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粘性”在工资制定中，会阻止实际工资下降到足够容纳所有就业量的水平。在私人公司里，工资的制定是为了使那些已经被雇佣的人保留住工作，并不是为了使失业的人不再失业。政府鼓励已经被雇佣的劳工、工会组织和他们的雇主进行讨价还价。这并不需要工会考虑当工资降低时会有多大的潜在就业机会。工会将它们的目标定在它们现有的人数基础上，这就是说，以现有的受雇佣工人的数量为根据进行谈判，这导致没有工资下降的动力来使得市场出清。
政府在银行、工业、农业和工资制定方面的干预，揭示了新政是个社会主义政策制度。新政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国家共产主义，但是它的确试着使经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政府拒绝增加赤字，并没有实行凯恩斯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新政则使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管理。它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
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的复兴，另一个焦点是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如果工资降低到足够提供给每个人就业机会，那么再分配的动力就可以被包含在使所有人都获得就业的目标之中。但是如果政府将工资水平定得比这高，如果它接受的工资或鼓励的工资水平仅对已经就业的人们有利，那么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目标就必须由其他途径来实现。
1935年第二次新政是罗斯福总统面对这个挑战做出的反应。从经济复苏政策中转变，罗斯福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以便更加平均地分配它的产量。当NRA被宣布违宪时，国家复兴局下的劳工组织，由《国家劳动关系（瓦格纳）法》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重新制度化。这个委员会仅仅是众多管制机构中的一个，这些管制机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经济。公用事业尤其受到更大规模的管制。
各种新方法（农业电气化，延长农业中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时间）扩大了政府对农村的援助。《社会保障法》发起了一个计划，若政府直接救助大部分人口，该计划终将失败。由于无法通过立法对穷人提供援助，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就对老年人提供援助，以这种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社会主义式的计划。
社会保障一旦开始，就一年年地不断膨胀，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它成为美国实现收入代际转移的一种主要途径。尽管社会保障系统是根据私人保险条例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的实际支付是来源于当前的税收，并不是来源于个人积累账户。结果对第一代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来说，就是一笔意外所得，那些人就是在大萧条中工作的人们以及二战后领受政府津贴的人们。
美国的现代药品管制也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二次新政的法案极大地扩大了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权力。该法案不是改革医疗服务的计划方案的结果，它仅是因为一起死亡上百人的惨案而通过的。尽管刚开始时作用很微弱，但在战后，药品管理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并由FDA的行政决定替代了私人市场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复兴，既不是平稳的，也不是彻底的。人们一直争议经济没有完全复兴。现在是时候去检验已经产生的复兴了。从历史的标准来说，复兴是迅速的，虽然没能足够迅速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什么促成了1933年至1937年经济的迅速增长呢？
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预算虽然每年都在变化，但是累积的影响实际上是零。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尝试。尽管新政实行过程中，政府的活动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永远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中联邦政府的角色），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增长。相应地，这就对经济没有扩张效应。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次新政（2）
货币政策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美联储已经改革，但是仍然和1933年之前一样被动，没有什么作为。货币扩张，虽不同于货币政策，但仍然对经济复兴起着重要的作用。1933年后，随着欧洲的黄金流向美国，基础货币（高能货币）飞快地增长。美联储并没有像它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消除这种黄金的内流，结果必然是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
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般现象，这种扩张并不会影响经济的复兴。“你没办法推动绳子”，当利率很低的时候，货币政策并不能发挥作用。这个传统的观念可能是错的。它忽视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在通货紧缩的最后阶段，由于人们预期通货紧缩将会继续，实际利率非常高。罗斯福的货币贬值和《国家工业复兴法》，实际上整个新政政策，改变了价格方针以及基于此的人们的预期。实际利率下跌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及投资上升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货币扩张是具有膨胀性的政策，预期的通货膨胀也降低了实际利率。货币扩张是经济复兴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强调，新政中的政策也并不是一直都是彼此相互支持的。举个例子来说，《国家工业复兴法》在提高工资和物价的同时，货币供给也开始膨胀了。如果我们忽略人们的预期，只关注凯恩斯效应，那么政策就相互冲突了。国家复兴局的法规将日益加剧的货币扩张引导为物价的上升而并不是生产的扩张。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蒙代尔效应，这两种政策看起来是可以一起作用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NIRA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并且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货币扩张就没有它看起来那样重要了。而且，如果货币扩张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NIRA就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所以这些政策组合的作用效果的评估依赖于对人们预期的精确研究。
在1933年至1937年的快速复兴之后，经济经历了重建，虽然有短期的紧缩。1937年的萧条很明显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导致的。高就业政府盈余在1937年有着显著的增长。高就业政府盈余主要是指政府的支出小于政府的税收收入，这些税收收入是由高就业带来的。 1936年需要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退役津贴，这是继1931年之后的再次支付，高就业政府盈余的增长在这笔支出后终于停止了。财政紧缩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联邦储备也因银行系统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而敲响了警钟。即使在有困难的时候，银行也有强大的准备金做缓冲，美联储因此认为它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
为了结束这些超额准备金，美联储在1936年将法定准备金上调到原来的两倍。这个政策的宏观效应无法预期，只是超额准备金消失了。但是银行对它们超额准备金的规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它们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重新建立超额准备金。货币紧缩产生了。
随着目前人们逐渐褒奖货币紧缩政策，历史学家却对这两种政策哪种作用效果更大一直争议不休。但是比起经济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而言，这种分歧并不那么重要。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紧缩中那样，政府在1937年又一次证明了它收缩经济的能力。失业率在1938年显著上升，经济的萧条使充分就业延迟了几年才实现。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惨淡，部分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晚期又出现了一次经济萧条。这种萧条的反复表明人们并没有从大萧条中吸取多少教训。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在1936年才出版，并且之后很多年都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否则它就会教导我们，完全的复兴并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20世纪30年代期间，通过维持美元的对外价值从而将复兴的果实传播得更广泛，这种记录清楚地揭示了多重目标的存在。
1937年的萧条来得猛烈但持续的时间短。产量在1938年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