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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新政（1）
新政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银行体系的改革、增强政府对生产的控制、开始建立社会“安全网”。前两项都始于著名的1933年“百日新政”。 1933年第二季度，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大量的法案，这些法案开启了经济复苏，并重塑了美国经济。建立社会“安全网”的工作则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第二次新政”则致力于将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扩大到整个社会。
当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陷入崩溃的状态。银行休假日是对由罗斯福关于美元贬值的无拘束的讲话引起的问题以及联邦储备体系的联邦结构的压力的笨拙反应，但这同时也说明了银行体系无力解决大萧条带来的金融压力。
如果经济继续衰退，那么银行休假日就成为当时最糟糕的危机。但是，当罗斯福公开了自己的新政策，并实施他曾威胁说过的美元贬值时，经济复苏开始了。因此银行休假日成为经济复苏的分水岭。它甚至被视为经济复苏的第一步、污浊空气的清新剂、银行体系的清洁剂。
这种浪漫的观点是错误的。银行休假日本身仍旧是大萧条所带来弊病的另一个症状。它是孤注一掷的赌注，以换取时间思考新政府的角色。因此银行休假日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银行休假期间和之后所获得的喘息时间是有用的，如上所述，获得了发布和执行新的宏观政策的时间。新政策中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改革银行体系。1933年6月，国会通过并由罗斯福总统签署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高尔法》，也就是著名的《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
《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的目标在于降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为此，它不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大萧条之前大型银行的特征。人们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原因之一就在于认为银行在证券市场中的活动加剧了银行在近几年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似乎又是错误的。在经济衰退中，那些具有证券部门的银行实际上经营得要比其他银行好。
从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当时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的。一项金融资产组合的收益是由每项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不同资产价格变动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的。如果所有资产的价格按同方向一起变动，那么资产组合的价格也按照同方向变动。但是，如果每一个资产的价格变动是独立的，那么资产组合的价格变动将小于甚至大大小于资产组合中任何一个资产的价格变动。每项资产都可以作为彼此的屏障，即使在股票价格下跌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股票市场的运动和金融问题也没有密切的联系。结果，综合银行相对于非综合银行而言，面临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货币托拉斯”的作用力。由国会议员皮卡拉（Picara）主持的关于银行业务的听证会揭露了银行的一些弊病：银行家的高傲自大，另外，一些银行合谋对付人们。通过银行的分支机构［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由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胜任］出售证券的能力，扩大了“货币托拉斯”的财力来源。议会倾向于减少资金的来源，从而降低投资银行家的实力。
“货币托拉斯”对后来的调查者而言，显得比较难以理解。投资银行家肯定是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对大多数人都没什么用，尤其是对国会议员。他们有着来源于银行服务的颇丰的收入。但是他们的付出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剩下需要探讨的是，通过这些投资银行家的服务，我们的状况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皮卡拉仅仅注意到垄断利润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也在探寻强大的综合银行对经济的有利之处，然而并没有新的理论出现来澄清这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主要被认为得益于它们的综合银行，这两个案例是具有启发性的。
除了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出台了联邦存款保险制。这个法案要求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可以保证在联邦储备体系下的各个成员银行的存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最初准备于1934年成立，但是最终于1935年7月1日成立，推迟了一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次新政（2）
联邦存款保险制确立后，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尽管它是在大萧条中宣布的，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直到货币贬值出现并恢复后，才开始运营。
从更长远来说，存款保险制明显地提高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它阻止了这类累积性银行业务的运营，这类累积性银行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颇为流行。对单一银行的担心导致存款人在银行破产前产生挤兑，并且存款人难以收回自己的存款。问题银行收回它们的未偿还的贷款，并且向其他银行借款，来获取储备支付存款人。那些贷款的持有者就会去银行取回资金，这种行为传播了恐慌。之前做得比较好的银行也会发现它们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如果它们还贷款给了那些运气不好的银行。每一起银行的破产都会加剧对所有其他银行的压力。
在存款保险制下，这种聚集的运动就大大减小了。存款人不必担心他们存款的损失，虽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某些服务的不便利性，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接管。问题银行不需要从其他银行那里借款。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新英格兰银行1991年初期破产了。在一个周末，存款人像以往那样排队挤兑，想要收回他们的存款资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那个周末介入，并且宣布，它将支付所有投了保的存款（金额为法律规定的标准）。到星期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排队挤兑了。在这个区域，其他银行也没有被这种恐慌“感染”。
然而，达到这种稳定状态，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随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扩张以及出现相似的保障机构为其他各种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保障，存款保险得到了推广，存款人对银行的经营更加放心。人们不再询问储蓄的潜在接受者是否可靠，取而代之，询问是否进行了存款保险。在日益松弛的监管下，银行仅仅依靠它们自身的策略，这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末，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经过10年的通货膨胀，拥有固定收益证券，诸如抵押品处在不良状态的银行，甚至面临着破产。国会赋予银行更多的投资自由权，以设法拯救这种情况。他们希望银行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但是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银行进行了高风险、甚至是愚蠢的投资活动。如果投资成功了，那么银行也就得救了。如果没有成功，那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承担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现象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没有资金维持运营了，国会正在讨论到底需要对银行系统投入多少资金，才可以阻止因萧条带来的崩溃。这个问题，依旧是尘封的历史使它明朗起来。问题主要源于存款保险制和之后银行管制的放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在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由于银行管制，该问题一直被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银行管制的放松，问题出现了。为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我们或者加强银行监管的力度，或者大量减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量。
《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既没有结束经济的不景气，也没有保证之后银行系统的稳定，但是它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银行可以在美国经济大膨胀时期得到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稳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即使我们主张修订或者废弃这个法案。
新政的第二条开启了半个世纪来美国的社会民主政策，政府声称它控制着经济的多个部分，并可用政治控制力取代市场明显的误导信号。这个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法案中：《国家工业复兴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NIRA）［这导致了国家复兴局（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的成立］和《农业调整法》（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AAA）。
NIRA于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