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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和空间的复杂性还造成在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之间的区别。工作类型和工作环境对这一层次的社会差异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除了投资银行家之外，富人的职业和商业活动与中产阶级的不同，如经营规模和利润以及他们活动的性质。可以肯定，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已经退休了，过着一种依靠在不动产上的投资的食利者生活，而其他人区别于普通的中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不是只参与一项商业活动，而是参与到一个广阔的实业帝国。但是城市上流阶级范畴的属性不是主要来自于他们工作日的不同，而是主要来自于相互认可的过程，后者表现为被小规模的精英俱乐部接纳，被邀请参加特别圈子的晚宴聚会和舞会，以及服务于城市最重要的文化和慈善组织的理事会。认可并不能在任何时刻都完美地与巨大的财富相对应，因为会有新获得财富的暴发户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参加这个上流社会，而且在一些城市中贵族阶级本身就分为长期建立起社会声望的、显贵的“上流阶层”和最近获得财富（常常更大）的时髦的“头面人物”。但是假如“头面人物”的快速上升表明城市上流阶层不是那么封闭和统一的城堡，那么排外就是它的实质，任一“阶层”的成员都有更多的持续性而不是流动性。城市社会顶层的分裂似乎对其下的人们并不重要，后者一贯把上流阶级相当多的名人看做一个整体。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发现当他编辑并出版了“四百家”纽约家族名录后，他自己也被上流社会驱逐出外，400家是威廉·巴克豪斯·阿斯特（William Backhouse Astor）女士随口估计的、她是主要成员的上流阶级的最高限（麦卡利斯特的名录实际上总数达273家）。但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名字或者这一名录的确切长度的普通纽约人，确实立刻理解了麦卡利斯特“四百家”的意思，以及与上流阶层息息相关的以及维护上流阶层的知识，这非常有助于他们认识作为整体的城市社会的等级结构。
这一社会结构，主要被这个大城市的复杂性所塑造，不可能按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小社区的同样形态和方式存在。但是，可以在大城市之外发现不止是效仿城市社会结构的东西，甚至相当小的城市也是不同规模人口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它们也许没有大城市的规模、气氛和绝大部分给人影响深刻的机构，但是它们模仿了绝大部分普通的制度，这些有助于形成清晰的城市社会的结构。它们按阶级分隔的街区也超越了属于“好的一边”和“坏的一边”这样简单的区别（在最小的城镇和村庄中最明显）。像特瑞豪特（Terre Haute）这样规模的城市（1890年人口是30 000）发展出给人深刻印象的街区，修建了当时最时尚的大房子——意大利风格的、安妮王后形式的、罗马式的，构成了立刻就能辨别出来的富裕和有社会地位的区域。较小的城市和城镇也对与它们规模相对应的富裕阶级有同样的安排。任何一个较小的城市社区上流阶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富足程度上，都无法把它自己与当地社会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就像纽约的古老守卫者家族（Old Guard）或四百家族（Four Hundred），或者波士顿的婆罗门（Brahmins）（虽然在许多城镇中也有一个或更多家族在城市政治社会中广为人“知”）那样，这更适合于那些住在小城市榆树大街（Elm Street）的大厦里的人。与其把他们看做是他们自己阶级的一员，不如将他们看做是中产阶级的领袖。然而，比起在大城市中的情况，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一样强烈，与工人阶级的分离也一样彻底。这样，中等规模和小城市的社会结构采用了保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差别的某种紧凑的形式，可以说是类似于庞大的城市中心的社会结构。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7）
因为小城市、城镇和村庄向农村地区的扩展，农村的等级与大地方的等级紧密联为一体，并且在有城乡居所的专业人士、商人、职员和其他非农业人口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农村人口更紧密地融入当地社会。尽管如此，在此我们需要更严格的限制条件。农业和小城镇社会不是简单的较小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翻版。亲属和社区间更个人化的网络，以及普遍的认为城市生产方式应该被好样的乡下人抵制的情愫，继续减缓“城市化”对“乡村集中化”的影响。然而，那些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影响乡村生活，不仅因为城市和城镇与乡村间自然的接近，而且因为不断增长的跨越美国大陆的语言的流动。1890年12 000种周报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俄亥俄州圣巴黎（此地发行两种）附近的村庄和城镇发行的，但是这些地方报纸仍然习惯于传递和收集大城市报纸的消息。后者也在扩张（在1890年美国发行了1 600种城市日报），并且在内地流通得更广泛。邮购商品目录是一种新形式的印刷品，从城市的商人那里被寄送给无数的农村家庭， 1890年美国邮局处理的40亿封邮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寄回家的书信，他们个人对城市经历的描述也许是对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人们的最重要的城市生活教科书。大规模流通的杂志如《妇女家庭伙伴》（ The Ladies' Home panion）对一些类型的农村人更重要，它们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个人指导，比起邮购目录，其广告更有吸引力、更直接导向同时代的城市时尚。也许不可能评估这些媒体对农村人的社会身份的冲击，但是有一个效果很清楚，那就是城市和农村间的文化距离在缩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差异是这种越来越趋同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造成这种分裂的共同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传播，它将大量的城市和农村人融入到有组织的本地之外的市场的同时，又重建了使新的社会差异协调一致的经济作用和报酬。甚至到美国人把自己从海洋扩展至海洋时，特别是他们集中到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时，他们采纳了越来越重要的交换形成，这破坏了曾经管理着更地方化的市场经济的古老规则。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既是生产者也是谋利者，既是邻居也是竞争者的时候，这种市场规则的变迁就意味着价值观念和期望的变迁。跨越美国辽阔大地的企业家价值观念的合法化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将该进程绘画成图，正如我们不能将对个人利益、公共义务或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正当关系的态度比喻成在给定时间、在给定长度和宽度的区域上修筑多少英里的铁路一样。价值观念显然更复杂，更难以界定，要比铁路的长度更加不容易计算。假如资本主义文化的推进可以用某种方式绘制成图，那一定是复杂的“地势图”，它必将能反映社会地形的各种坡度和高度。
第一，跟随历史学家丹尼尔·维克斯（Daniel Vickers），我用“逻辑上无止境的积累”来认识杰克逊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短语，不仅显示出对个人利益正面的态度，而且某种程度上包括一系列更广泛的感知、价值观念和信仰。例如，这里包含有重要的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称之为“亚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