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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蒋介石一口气把话说完，张静江不慌不忙地开了腔。他说，介弟所言，大哥我也有同感。我们兄弟思想一致，心是相通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这里还请介弟听大哥一言：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高瞻远瞩才是。共产党和苏俄顾问的表演，皆出于先总理的决策。不瞒介弟，一开始兄对联俄、联共，还是有些看法的，于今，倒有些明白了。还是先总理伟大啊！你想，共产党能帮助我们发动工农，巩固广东的革命政权，苏俄能给我们军火枪械，帮我们办军校，拉队伍，打北洋军阀，为什么不利用呢？有奶就是娘嘛。就算是权宜之计，也毕竟是计嘛。记得介弟当初，也是力主亲俄联俄的，三年前你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苏联，前不久又将贵公子经国送到苏俄留学，在党内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嘛，对此，我是很赞成的。因为，我们现在力量不够，面临的敌人未打倒，统一中国的大业未完成，还有求于苏俄，也有求于共产党。当然喽，联俄也好，联共也好，以俄为师也好，也是不能做得过火的，不能走过头，“过犹不及”嘛。
蒋介石点头恨恨地道，现在就是有点搞过火了。
张静江委婉地解释说，过火就要扭过来，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嘛。
蒋介石闻言，沉默了，转而有意无意地欣赏起周围的景色。张静江也饶有兴味地随着蒋介石的指点、解说，眺远景，观近色，嘴里不住地称赞道，这黄埔岛气象不凡，实在是块好去处，好去处。
过了一阵子，蒋介石又将话题拉回来，问张静江刚才所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是什么意思，想听他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究竟危在哪里，急在何处。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张静江就脱口而出，最大的危急在于党内失和。看得出，他对这个问题早有思考。随后，他滔滔不绝地分析起来：
“介石呀，我们国民党，公心而论，也自有其先天的不足。改组前，成分复杂，思想分歧，组织涣散，一盘散沙，人数少得可怜，确实也难成气候。改组两年多来，组织上是严密了，人数也大大发展了，加上统一了两广，办起了黄埔军校，像那么回事了。但高层对于改组一事，始终歧见很深。孙先生在世，林森、邹鲁、张继、邓泽如、林直勉一班###重臣尚且反对；孙先生作古，反对者就更是肆无忌惮了。西山会议派固然不无道理，但他们那个闹法，目无纲纪，分裂中央，我也深以为憾，不敢苟同。国共合作，依兄愚见，倒像把双刃剑。国民党发展了，共产党也发展了啊。统一战线，最要紧的是领导权。就像一艘航船，顶顶重要的，不在于谁开船，而在于谁掌舵。跑得快慢不要紧，方向先不能错。国民党不团结，共产党团结，到头来领导权归谁，谁胜谁负，还难预料吗？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内部，千万要求和啊！”
蒋介石长叹一声，说：“求和，谈何容易！以黄埔军校而论，我是校长，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学生之间，就对立得利害，连我说话都不起根本作用。至于全党，情形就更为复杂了。汪兆铭先生现在是大权在握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两个肩膀，挑三副担子，亏他有那分勇气！可是靠他，能把国民党团结起来吗？能领导北伐革命胜利吗？……哼！”蒋介石说完，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
寡人有疾一（4）
张静江看出蒋介石对汪精卫既不满意，又不服气，就势说道：“介弟还记得三国时刘备托孤对诸葛亮说的话吗？‘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古今道理一也，汪氏不才，君可自取！”
蒋介石一听，满脸通红，着急地连连说：“岂敢，岂敢！”
张静江一挥手，果断地说：“这是为党的利益计，也不是你中正个人的事。”
蒋介石不吭声了，张静江继续说道：“不过，眼下还不能和兆铭闹翻，时机不到。先把这次‘二大’开好，多选进我们自己可靠的同志，尤其是你所信任、所放心的同志。嗳，前天你作报告时，那位提议全场起立的同志是谁？”
张静江所问的，是指蒋介石在“二大”上作军事报告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按照大会秘书处的安排，蒋介石早就知道6日他要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但他故意在这之前离开大会，直到发言前夕，他才匆匆由广州卫戍司令部赶往会场，以示自己军务的繁忙，工作的负责。他照旧一副精干利索的军人打扮，披着斗篷，穿着马靴，上台时落地“嘎嘎”作响，显得派头十足，八面威风。他以洪亮的嗓音，操着宁波官腔，报告了他作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率领粤军和党军两次东征，消灭孙中山的死敌陈炯明，回师广州，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经过3次战斗，统一广东的经过。报告过程中，全场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报告完毕，全场欢呼。这时，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立即起立向大会代表提议：“蒋总指挥刚从前线归来，劳苦功高，大家应该起立向他致敬！”陈肇英称蒋介石为总指挥，是指蒋介石的东征总指挥之职尚未卸任。也许是会场上不够安静，人们没有听清，也许是陈肇英明显拍马屁式的提议太不得人心，总之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弄得蒋介石、陈肇英十分尴尬。
听张静江这么一问，蒋介石没好气地回答：“陈肇英！”
“他的方式欠佳，失之浅露，自然容易招人非议。不过，此君忠诚、可靠，是看得出来的。应当争取多选这样的同志进入中央。”张静江深沉地指点道。
说到选举，蒋介石马上一脸愁云。他想到了他办黄埔军校以来的4次选举，哪一次选举都没有让他舒心过。1924年7月选举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令他难堪的是，当选的5名执行委员除他自己，其余全是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惟一入选的学生，是十分活跃的共产党员李之龙。他怒气冲冲地找来心腹、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责问，王柏龄委屈得像个小媳妇，说共产党都是搞工农运动出身的，善于笼络同学。加上他们定了候选人，得票集中，而我们自己得票分散了。他生气地骂道，笨蛋，你们不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吗！紧接着成立各区队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按照组织程序也要通过选举产生，为了接受党部选举时失利的教训，他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监委的名义，直接指定学生区队党小组长，规定他们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汇报党的活动和工作情况。想不到他指定的党小组长中，有一个叫宣侠父的，公然出来抗议了，说他这样做违反了国民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违背了孙中山确立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是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化作私人手里的工具，化作强权监视同志的特务机构。这样下去，个人将凌驾于党之上，党在军队中的存在将变得毫无意义。他本是旧式军人出身，习惯了个人独裁，哪容得下宣侠父这样的意见。加之他原本考虑宣侠父是他的浙江同乡，又和他一样，在日本留过学，并且是他出于厚爱，亲自提名宣侠父任党小组长的，这下竟反戈一击，批判起他来了，不禁雷霆震怒，以“违师抗命”勒令宣侠父3日内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出校。谁知宣侠父宁折不弯，竟愤然离校了。就这样，由于驱逐宣侠父，他本人失分不少。半年后，军校特别党部改选第二届执委，他又惨遭失败，在1000多张选票中，他才得票60张。堂堂校长，竟然落选，他感到脸没地方搁，于是闭门谢客，闹起了情绪。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大感意外，只好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提议他担任军校特别党部惟一的监察委员。廖仲恺威望高，经过他做工作，军校上下都通过了，这才给了他一点面子。1925年9月军校特别党部进行第三届执委选举，结果与第一届一样，5人中有4人是共产党员。军校和各军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产党人的天下。以他自任军长的党军第一军而论，3个师党代表，有2人是共产党员，9个团党代表，有7人是共产党员。第四次选举是不久前的事，黄埔系统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当选的几乎全是青年军人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