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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军长，资历不比他浅，能力不比他弱，兵力不比他少，他凭什么监督人家！人家谁买他的账？！”陈璧君一一分析道。
汪精卫用心地听着，脑子里也在思索着这几个问题。
“倒是辞卫戍司令一职，不知他是何用意，难道是闹情绪，发泄不满？……”陈璧君也沉吟开来。少顷，她斩钉截铁地说，“辞就辞，让他辞好了。他辞了，就让东成（王懋功字）代，我看不见得比他差！已经有好几位对我讲过，说蒋介石手中的军权，也太重了些。有人担心他成为新军阀呢。依我看，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想削他还愁着不好下手，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兆铭，干脆，不妨来他个借坡下驴！”
汪精卫轻轻摇头，不知是表示不赞成，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你呀，总是优柔寡断！”陈璧君不满地白一眼汪精卫，“蒋介石此人心术不正，城府很深，并且出手狠辣。我总有个预感，弄不好我们要吃他的亏！”
汪精卫轻蔑地笑笑，不屑地说：“不必过虑。他不就是个校长吗？不就是个新当选的中执委常委吗？顶多算个后起之秀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我跟随孙总理出生入死干革命，并获得领袖称号时，他蒋介石在哪里？他不过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二等兵’，在北海道第寸三野战队洗刷军马罢了……”汪精卫收住笑，又说；“不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防他一手就是了。”
陈璧君不吭声了。
汪精卫又说：“这一阵子，中正在闹情绪。这我是知道的。他在苏联顾问那里碰了钉子，军校的两派闹得厉害，他说话也未必那么灵，共产党内有人反对他，社会上也有些不利于他的说法，他日子不好过呢！我是体谅他的。璧君啊，你要知道，从大局着眼，也还得团结他。何况，从他目前公开发表的言论看，同我还并没有多么大的分歧。当然，我同意你的分析，此人善权谋，他这个辞职，有搞名堂之嫌。但你知道，我汪兆铭是坦坦荡荡的君子，是真诚待人的，中正若不真诚待我，那也就不要怪我无情了。我意，欲擒故纵，他不是假装辞职吗？我就假装挽留。待时机成熟，再干脆准他的辞呈，让他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历史上有所谓‘杯酒释兵权’，我们用不着设宴喝酒，一个会议，一纸命令足矣！”
陈璧君“扑哧”一声笑了。
汪精卫站起身来，想了想，交代陈璧君说：“抓军队很重要。我意，你要和孙夫人、何香凝一起，组织妇女界多到几个军去劳军、慰问，既鼓舞士气，又密切双方关系，还能掌握一些情况。”
蜜月苦短二（5）
陈璧君点头表示同意。
汪精卫踱着步子走进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沉思了一会儿，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下面一封信：
介弟同志台鉴：
日前东成电话，云弟辞卫戍司令职，昨晤择生（邓演达字），并云已见辞职明文，甚为惶惑。事前兄未闻弟说一字，今请约定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如发见困难，咎不由兄，则当谋共同解决；如无可解决，则当共同引退。否则兄亦可自由辞职，不先取得弟之同意矣。务乞赐复为荷。
此上。敬请近安。
兄兆铭谨启
十四日晨，当来黄埔面晤一切，惟先复数行，庶几今夜能睡也。又及。
汪精卫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一直想着“兵不厌诈”四个字。这两个一度亲密无间的大人物，彼此心里谁都明白，此时他们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三天前，汪精卫就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应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①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曾为经费问题大发雷霆，他想用经费作桥梁；再拉一拉蒋介石。无论如何，他还不想跟蒋介石公开闹翻。在他看来，明争不如暗斗。
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竟对人说是“令余读之感动。”②不知蒋介石这里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是不是也在搞“兵不厌诈”？
蜜月苦短三（1）
上午，蒋介石接到苏联顾问团发来的精美的请柬，请他出席晚上在顾问团住地举行的晚宴，欢送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离粤。
陈立夫知道蒋介石这些日子心情郁闷，便小心翼翼地问：“出席不出席？那边等着回话。”
想不到蒋介石不假思索地回答：“去，欢送‘亚父’，怎能不去？”
蒋介石这些日子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陈立夫见他每日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样子，甚至担心他的精神会不会崩溃。几天前，他还对陈立夫说：“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真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我现在是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愤而自杀，一走了之！”听他这么一说，陈立夫的脸色都吓白了。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许许多多的公宴私宴，包括苏联顾问团的宴请，都被他一口回绝了。有些客人来访，也都让他毫不客气地给吃了闭门羹。陈立夫想不到这次他竟那么痛快地一口答应。
蒋介石的痛快答应，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主要取决于鲍罗廷的身份和地位。
39岁的鲍罗廷，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孙中山生前极为信任和亲密的朋友。他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对外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实际肩负苏联政府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重任。他和孙中山见面时，拿着苏联驻华大使（驻北京）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①果然，孙中山和他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最终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鲍罗廷的声望和权威，一方面自然来自苏联政府在背后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来自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孙中山先是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后又聘他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和组织下得以召开的。这从国民党内邓泽如、林直勉等右派攻击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可以看出他的功绩。对他言听计从的孙中山，曾对国民党要人们留下过这样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给他的最高头衔是：广州国民政府首席顾问。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称他为“亚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鲍罗廷全力支持孙中山北上，并随孙中山乘永丰舰一道行动。国民会议尚未有结果，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临终前，对汪精卫、何香凝等国民党要人说：“要师事鲍顾问。”在逝世的前一天夜里，他断断续续地喊：“同志们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孙中山所留下的著名的致苏联遗书，就是由鲍罗廷和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共同起草，由宋子文口诵一遍，然后由夫人宋庆龄托起孙中山的右手腕执孙科的钢笔签的名。
这篇由鲍罗廷起草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是这样写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予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蜜月苦短三（2）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