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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岁时，一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身边说：
“幼安！你娘在世时就说过，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崽，家里不好也得送去读几年书，要不一个大字不识，将来人家会看不起的，还会受人欺。”
此时乡里还没有公学。他上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每天“之乎者也”，弄不懂也记不住，只能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父亲管教很严，晚上一有空就督促他读书习字。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但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的哮喘病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对他担心地说：
“我这个病无钱医治，非拖死不可，我死了不要紧，没把你抚养成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父亲边说边流泪。刘震“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对父亲说：“不会死！病会好的！我不读书了，帮你种田。”
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沉浸在哭泣中。10岁的他也由此辍学了。
第2年，父亲的病有些好转，刘震就开始跟着他学种田。因为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他又年幼，干重的农活父子俩都有困难。只得把租种的三斗田退了，只种自家的一斗半田。这样粮食就更少了。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这年冬天开始，他又跟父亲上山砍柴，一同挑到松林岗、花园集镇上去卖。
父亲体弱，肩负着沉重的柴担，驼着背，喘着粗气，走路一步一步的，很艰难。即使这样，他还是心疼年幼的儿子，生怕他压坏了幼小的身躯，每次只让儿子担50斤。有时，刘震一个人担柴去卖。他就挑上六七十斤，想多卖点钱回来，但人小力不足，在路上压哭了好几次。
这一年年底，父亲要打算让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听人说当徒弟不仅挣不到分文，还要挨打受骂，对父亲说：“我不想去学木匠。”
父亲劝他说：
“伢仔！我是为你着想。你也晓得，靠我们家一斗半田种的粮食不够吃，租地主的田要缴高地租。做生意你还小，我们也没本钱。你不去学手艺怎么办？常言说‘百艺好藏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了身手艺，将来也好有个谋生的路子啊！”
刘震还是不愿去学木匠，便说：“到小河镇去学个店员也好嘛！”
父亲说：“我没这种关系去求人的。你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出路可走的啊？”
刘震想了一会。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只好答应学木匠试试看，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活。可在这年头学手艺还不如说是当下人。师傅整天叫他拣粪、种田、劈柴、担水、做饭，还要帮师娘照看孩子、洗尿布，真是无所不干。至于木匠活，师傅最多只教点粗活“手艺”，如劈木柴、拉大锯等，真正的手艺从不传授。结果，学了两年，他只是学些劈木柴的粗活儿。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一次他遇见30军政委李先念，两人说起小时候都学过木匠的事儿，李先念说：“我们红军可以组织个木匠团了。”
刘震笑着说：“我是不行，我只是学了些照看孩子之类的家务活。”
这是后话。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孝感，大悟也建立了一支30人的赤卫队，孝感东北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1930年4月，伪县府保安队乘赤卫队在磨刀山整训之机，勾结当地红、黄学地主武装2000余人进攻磨刀山。在红军的支援下，赤卫队打垮了敌兵的进攻，狠狠地教训了这伙反革命。不久，孝感赤卫队发展到七八百人，改称赤卫军。年仅15岁的刘震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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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子相依为命（2）
但是，很快他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但母亲已去世了，他心中顾虑很多，怕自己参军远走，伤父亲的心。琢磨了一些时候，他想了个主意，先试探一下父亲的口气，便说：“爹你常说，跟共产党走才有出头之日。我要是当红军走了，你愿意不愿意？”
父亲一听没有答复，半天不做声，只是坐在屋里发愣。刘震懂得父亲的矛盾心情，没紧着追问。过了好一阵，父亲才开口说：
“幼安！你晓得，你娘去世早，家里就你一棵独苗，从我心里说，是舍不得你远走的！既然你自己愿意去，我也不拦你。”
他一听，高兴极了。
1931年9月，乡苏维埃主席动员赤卫军和青年参加主力红军，他第一批报了名，全乡六七个村子共40多个青年被批准参军。临行前，父亲对他说：
“你放心走吧！家里事不要挂念。”
然后，他再三叮嘱：“到队伍里要听领导的话，守纪律，好好干，解放穷人。”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儿子也不知不觉地落下泪水，父子俩依依不舍。
从此，刘震告别了孤独的父亲，告别了养育的故乡。这一离别就将近20年。1949年底，广西战役结束后，他在武汉治病疗养，便回到久别而又思念的故乡，一踏上故土，家乡的山山水水依然如故，村庄基本还是原貌，只是显得旧了些，但是父亲却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同他一起参军的40多名伙伴都已先后为革命捐躯，幸存者只有他一个人。
2三员虎将
在刘震的战斗生涯中，他与曾同班一起战斗过的韩先楚、陈先瑞被誉为我军的三员“虎将”。
刘震1931年9月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陂孝北县游击大队当战士。这是徐海东的部队。参军第三天，他就参加反“围剿”战斗，结果，第一仗第一个冲锋，就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几个月后，他调往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与从黄安县独立师调来的韩先楚成为一个班的战友，班长叫陈先瑞。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和交往中，他们总叫陈先瑞“老班长”。
刘震和韩先楚、陈先瑞三人“很有缘分”。
韩先楚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就当了排长。一次连里抓了个“探子”，他去一看，这人自己却认识，就把他放了。放了“探子”还了得，他被撤职“发配”到陈先瑞任班长的炊事班背锅。没过多久，刘震也罚去背锅。因为夜里打遭遇战，他把背的一袋光洋弄丢了。谁知两人背了一次锅后，却知道了炊事班的辛苦，平时常到炊事班背锅，打仗时再回去当兵，而班长陈先瑞对此也不闻不问，由此，三人成了“铁哥们”。
刘震在部队干了3年多，直到1934年还是手枪团的一名副班长，暂代党支部书记之职。5月初，徐海东军长指挥红25军奇袭皖西罗田县城，缴获了上百件武器，还有法币7000元。这时是红25军最困难的时期，一下子缴获这么一笔巨款，个个喜笑颜开。可是，在支部总结会上，刘震却说：
“这一仗不能算全胜。”
参加会议的军长徐海东一听，有些奇怪，问道：“你说说看。”
刘震说：“我们主要是战术运用上出现问题，一在进攻敌人山头时，火力没组织好，机枪没起到掩护作用，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二在退却时没周密部署，队形混乱，致使部队有损失；三是手枪团进仓库背法币时机略晚，如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多运出一些。”
徐海东一听，高兴地说：“你这个刘震倒有些战术眼光，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几天后，他就被破格由副班长提拔为75师224团1营1连指导员。这时他才19岁。韩先楚笑他说：“刘震，你是三句话升了两级半。”半年后，他升为营政委。长征途中，一次徐海东指挥后卫团打阻击被包围，骑匹白马，眼看被敌人追上了。此时，韩先楚是1营营长，刘震是1营政委，两人一挺机枪轮换着打，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然后，又你帮我，我帮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赶上了队伍。第二年，刘震升为团政委，第三年升为师政委。在此期间，韩先楚、陈先瑞也是职务连升，当年一个班的仨“哥们”成为红军中有名的青年战将。
1946年到东北后，刘震为2纵司令员时，韩先楚是3纵司令员，刘震以好新奇、喜欢用新式武器、新战术的“洋司令”出了名，而韩先楚则以猛打猛冲的“旋风司令”而闻名，两人屡立战功。由于仗打得好，1949年做到了军长，刘震为39军军长时，韩先楚为40军军长。陈先瑞则留在陕南任军区副司令员、19军副军长，一度曾号称“陕南王”。1951年，三人又在朝鲜战场上汇合在一起，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陈先瑞为19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衔时，刘震和韩先楚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