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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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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3）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朝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帝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獷、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出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弹劾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的。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帝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作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党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帝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魏则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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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4）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帝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党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帝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