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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帝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帝有点儿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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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2）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帝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帝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帝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帝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一面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帝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得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帝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帝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帝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獷、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帝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帝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3）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帝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