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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面对怎样的泡沫和表象，我们都要去做“清洁”的好手，去创造一个环保清洁的生存环境。与别人强加给我们的那些东西相比，来自我们内心的浮躁是最可怕的，它会轻易地剥夺了我们的意志力和判断力。中国是如此地需要惊喜，象一个渴望“飞毯”的盲人，可以把无助的他送到他心中向往的地方。而许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期盼会使我们显得浮躁，象中国足球，已经在了成功的一步，千万要稍安勿躁，不要去失掉水准，也不要去曝冷门，拂去浮躁的表面，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变得理智和平静！
要 命 的 惊 喜
6月22日，当第17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西班牙队愤然出局，有如在大餐上看见了苍蝇，我觉得恶心，没有胃口继续品尝下去，这就是世界杯给我们的惊喜。但当美国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在那梦幻般的布景之中，不可思议地在空中自由地曼妙飞舞的时候，我的心震撼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原来只要有梦，只要你够努力，去天空自由飞翔又算得了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翘首等待惊喜。对于那些面临困境，似乎回天乏力的企业而言，惊喜就是久旱甘霖。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体制都是弥显珍贵的经营元素。据我的经验，人才当然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祖先就善于此道，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人才成为千古佳话。而每一份惊喜都饱含了让人亢奋的激素，因此总存在一个量和度的问题，适当的惊喜是让人愉快的，千万不能操之过度，生活中不是也有兴奋致死的怪事吗？
最近，清华大学以百万年薪聘请28位华人学者担任讲席教授，约定每年只在该校工作3至4月，据说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海外学子归国效力，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普遍认为大有做秀之嫌。对于搞学术工作而言，服务3至4月时间，我不知道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而其薪金水平高得让外国同行咋舌，自然让人费解；再看社会效益，中国是出了名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这也是我们经常引以为荣的传统优势，现在突然有一掷百万金的豪华，这只能解释为“唯成分论”。因为去国外镀了金，身份倍增，没有香饵也能钓到大鱼！殊不知国内有许多潜心科研的专家教授仍勉强温饱，在斗室中战天斗地，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多问问我们自己；国内是否具备了良好的学术环境？这才正是人家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们的部份企业在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候容易变得不够理智和冷静，容易沉醉于去制造轰动效应。很多时候，我们将“惊喜”送给了观众，自己却去品尝那遗留的酸涩。每一个企业都站在经济生活的舞台上，都在表演着不同的角色，任何晔众取宠和赚取虚荣都是不可取的，企业必须以稳健发展和实力来说话，更何况我们正站在世界经济这样一个大舞台上！
每一个母亲的惊喜是婴儿带来的，因为经过了孕育和阵痛，这个惊喜实在而美满；痛并快乐着，累并幸福着。我和妻子总会经常去共同回忆儿子降生时和那以后带给我们的许多东西，那种感觉富足而充实。对任何一个成长的企业而言，它亲手创造的每一个惊喜都记录了每一次新的起点，蕴含了新的希望，既是积极的动力，又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就是惊喜的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我们的媒体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生活给予我们许多惊喜。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企业是脆弱的，容易受到无端的伤害。而媒体不是制造卖点的“梦工厂”，它只是拥有对客观事实的叙述和解释权，而这种解释权也是非常有限的。不然，“惊喜”不是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来自于炒作，那真会要了人的命！
财富的背面
谈到经济，不能避免两个话题，一是财富。二是体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富是一个表面现象，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当财富已经变成一个比较通行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社会已变得成熟，正如庄稼，在秋季绽放的金黄，就是我们所期望的色彩，除了它，别的什么也不是。
经济学家开始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很关注财富是怎样来的，怎样形成最初的积累。但财富是怎样消弥和蒸发的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话题。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并不缺乏可以量化的财富，但当我们问到那排在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你从社会得到了这么多，你对社会尽到了责任吗？如果他会脸红，新闻媒体还会为他渲染一番，称为人性未泯。朱总理有一个精彩的谈话，质疑中国的老板们为什么不交个税，这在经济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原来社会的不公正来自于社会精英们的不诚实和无赖。事实已经证明，由于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社会机遇的不均衡，导致财富的畸形集中。从财富意义上讲，没有永远的富豪。我们在经营财富的时候，总是容易落入百般敛财、父业子承的老套套，“富不过三代”，就是中国人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经济学家讲，财富并不会消失于无形，而是发生了移转，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经济总量是平衡的，只是人们的心态不平衡罢了。
说到体制，这肯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人骨子里是不谦虚的，以前是不屑于现在是不很情愿去向西方学，但我们最致命的弱点是：学得非常勉强，很容易走形。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认真去学了吗？索罗斯曾公开承诺，他将会在80岁以前把自己所有的财富反馈给社会。在华人世界，我们不缺乏可以在经济世界里呼风唤雨的超级大鳄，但缺乏的是可以有如此豪言壮语的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在国外，高比率的遗产税往往会使许多富豪失去绝大部分的财产，他们也必然要去思考给后代留下什么？中国现存的遗产税不会给中国的富豪们形成一丁点儿的压力。我相信，索罗斯的思想并不会比我们高尚许多，他的良知也不会比我们超出多少，因为有健全的制度和体制，富豪们反哺社会的这种行为才会来得这么真实而实在。中国有位古人讲：“儿孙无为，留钱何用；儿孙有为，何用留钱？”古人都有这种境界和气魄，我们就真的可以无动于衷吗？我们一直在呼唤制度和公平，如果我们在制度上无所作为，在社会发展的路上我们还会走多远？
由此可见，经济并不是我们随口可以说出的简单的名词，财富也不是货币和奢华简单堆砌起来的庞然大物，它包涵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体制构想。面对现存经济世界的不公正，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却不可以忽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但历史会证明许多东西，就算我们实现了经济的许多梦想，没有社会公正的良好基础，一切都是表面的，一切也将会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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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圆梦？
说梦要谈到人的内心世界，一般人不会讲，你问他，会顾左右而言他，甚至露出羞红的颜色。我没有作过统计，但现代人的梦想都变得更加直接和现实，情感和情绪化的东西少了，物质和经济的内容多了。问题出在哪里？这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我不能妄加评议。为什么我突然敢谈这个话题，并不是要标榜我的坦诚，就谈谈大多数人的梦想，既避免了自己的隐私，又可以弄出一个热门的话题来。
至于要谈到圆梦，每个人的期望很多，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对不同的人而言，有或无穷长或举手可得的距离，取决于你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拥有的人生际遇。对人生的概括，九十年代最流行的说法是“五子登科”，虽然现在已是两千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说法仍不过时，在此可以借用一番。何谓“五子”？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孩子。
先说车子。车子当然是目前很热的东西。为家庭轿车这块大市场，国内厂商打得头破血流，更有许多外国汽车公司加入这场恶战，给咱们消费者搞出了不少的好处。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更多的期待。当然，也有了更多的无奈。在商家价格、性能和服务的营销战中，在政府汽车政策不明朗的背景下，看不到价格的底线，看不到有利的政策导向，“家用轿车，我对你的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消费者面露茫然。很明显，消费者的这个梦只有依靠生产商和商家的诚信，依靠政府务实的政策诱导，把汽车消费建筑在广泛的民意和自觉行为之上，这才是汽车产业的真正出路。
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