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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黄门四虎”依然反动透顶，黄清沅、黄燎如等率手下抵抗解放大军，制造混乱。黄匪被击退后，欲潜逃香港，但沿途人民群众对可疑行人盘查甚严，黄匪只得潜伏南充。最后，分别被捉拿归案，押回重华镇公审。
公审大会后，黄清沅、黄燎如兄弟被当场枪毙。心中依然充满仇恨的群众，人人掷草把焚烧其尸。人们不停欢呼：除了黄虎，家富人宁！
7、过火偏向的纠正
反恶霸斗争中在少数地区曾一度发生扩大打击面和斗争方式过火的偏向。把斗争恶霸分子变成普遍斗争地主和富农，把清算少数恶霸分子的斗争变成清算地主剥削的斗争。有的地方斗争方式简单生硬，不注重说理，滥施体罚和人身侮辱，甚至在个别地区发生将恶霸分子在斗争会上打死的现象。
如在重庆垫江县，界滩乡大井村驻村干部孙培章（河南人，曾任伪军指导员）和村农会主任余汝舟（解放前为兵痞）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在减退运动开始，趁群众觉悟还没有提高之际，滥施刑罚，无法无天，使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巨大损失。该村在减退中遭受吊打，罚跪者不少，被各种残酷，下流的非刑折磨致死和逼死者26人（其中有中农、贫农9人），被孙、余二犯*的妇女17人（内有中、贫农12人）。孙、余二犯罪行暴露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在界滩乡大井村当众执行枪决。地区、县、区各级领导到该村对无辜受害的群众进行了道歉和慰问，并对一些善后问题进行了处理。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群众发动起来后，对地主阶级的千仇万恨也爆发出来，在斗争地主时不讲方式，以感情代替政策。而工作队的干部怕影响群众斗争情绪，对群众斗地主时出现的一些过火行为迁就的多，干预的少。甚至有的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为早点斗出成果，还支持群众对地主实施体罚。而大井村的情况，则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劣性不改，县委，区委对住村干部未及时进行检查和监督，致使孙培章等能够在村里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造成严重后果。
各地人民政府及时纠正这些偏差，保证整个反霸斗争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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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减租退押（1）
1、农村基层政权初步建立
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是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边接收边建设的。由于解放进程的迅速，党的主要力量开始大多放在城市接管工作方面，在农村只开始了一些辅助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搜剿国民党的溃兵和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统治机构，建立乡以上各级人民政权；动员农民交粮支援前线等。但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任务繁重，干部缺乏，情况生疏，很多农村没有干部，宣传上无法到位，使党的政策不能及时为群众所了解。为了避免混乱，维持社会秩序，便于筹集粮草和接收，广大农村只好暂时保留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员。有些保甲人员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乘机徇私舞弊。农民受到不少损失，曾一度产生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局党委纷纷向各地基层党组织提出了“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的口号，要求各省委积极行动，组织农村工作团下到最基层，尽快完成农村基层政权改造，建立全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
在华东，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从苏南各地抽调在职干部和新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学生合计1万人下乡，其中2500名由苏南党政军直属机关、无锡市直属机关和苏南党校、苏南公学学员中抽调，其余7500名由地县抽调，分别组成各级的农村工作团（队），以推动苏南全区农村工作的开展，所有各级农村工作团（队）一律于1949年7月底以前抽调集中学习，经过短期训练后，于8月下乡。接着，苏南区党委召开了苏南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苏南区、各专区、县各派代表1人至3人组成。筹备委员会推选欧阳惠林为主任委员，在*苏南区党委领导下负责筹建各级农民协会，发展会员。
1949年7月下旬，*苏南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抽调干部组建苏南农村工作团，从苏南区（包括无锡市在内）直属机关干部、苏南党校学员和苏南公学新招收的知识青年三部分人中抽调1846人，集中在无锡市西郊的荣巷苏南公学与河埒口*苏南区党委党校进行训练，学习时事、*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及《农村工作人员守则七条》。苏南农村工作团直接属*苏南区党委领导，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管理，对外则称是苏南区农民协会的直属工作团，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名义向农民开展工作。经过1个月的训练后，苏南农村工作团组织完成。
8月28日，苏南党政军领导人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等亲自接见并欢送苏南农村工作团下乡。出发前分为无锡、吴县两个团，无锡团团长由欧阳惠林兼任，副团长为盛坚夫；吴县团团长由陈一诚兼任，副团长为方劼（后又增加包汉青）。两团分别到达无锡、吴县农村开展工作，摸清情况，积累工作经验，以便将来土地改革先行一步。
苏南农村工作团进入农村后，以*建设、完成秋征、恢复和发展生产及实行减租为中心，全面推进农村各项工作。
和苏南一样，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各新区，有条件的地方都组织了农村工作团下到农村，在百废待兴中排难而进，使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在众多的工作中，改造基层政权是最重要的。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划小区乡；二是由下而上的通过群众诉苦，予以改造。农民对保甲制度特别仇恨，对前些时候共产党暂时使用保甲人员很不满，经过改造后，农民的情绪有显著改变。此后，召开区乡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乡政委员会，选举乡长，以便发扬*，深入工作。
第八章 减租退押（2）
在农村工作团的领导下，经过减租的斗争，解决了贫困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部分困难，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志。这时，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已涌上政治舞台，为实行土地改革准备了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农民协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1949年12月底，苏南农会会员已达万余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l％以上。到1950年2月，苏南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50余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4％。根据不完全统计，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新区在开国大土改前后，共有农民协会会员7000多万。从对封建地主斗争中涌现的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担任了乡村两级的农民协会和农村中其他各种组织的领导职务，农村基层政权初步建立。
但这个时期的工作存在不少缺点：第一，各地工作基础强弱不一，即使在一个乡的范围内，各村的工作基础也不平衡。第二，基层组织不纯相当严重。地主、富农、土匪、特务等混入组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历史不清、立场不稳、为地主阶级所控制掌握的干部却为数甚多，约占干部总数的10％到20％，在少数落后乡村更加严重。第三，各地农会组织形式不统一，农会制度不够健全，活动不经常，部分地区只有乡农民协会委员会的活动，没有小组的组织活动，有的甚至组长不知多少会员，会员也不认识组长，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所起作用较小。
虽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还有待于完善，但它在减租退押中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减租退押政策
新解放区减租政策和以前的减租减息有所不同，最早见于1949年9月15日*中央华东局制定的《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减租：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等所出租之土地的地租，应按照原租额减低25％－30％。如因不可抗拒的灾害而致欠收或全部被毁时，应酌情减交或免交地租。解放以前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欠租一律免交。出租土地者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减租后应确实保障佃权，地主不得收回土地转租、出典或出卖。凡战争罪犯及反革命的首要分子，没收其土地。凡豪绅恶霸恃强霸占农民的土地财产，经农民告发，农会证明，政府调查属实者，得由农民无代价收回。（2）关于债务清理：凡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其债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