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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首先告知全国，为了1950年秋收以后或在1951年秋收以后在各新解放区能够进行分配土地的改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除颁发本指示外，还将发布有关土地改革的若干法令，各新解放区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应抓紧时间准备，即根据本指示及中央土地改革的法令规定各区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并派得力干部进行典型试验，大量地训练土地改革的干部，迅速组织农民协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农民委员会，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彻底改造区乡政权机关，并注意团结一切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士绅等。最后要求：在土匪没有肃清的新区，抓紧进行清匪，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及反对农*动、破坏土地改革的分子，省县人民政府应当适时逮捕、*，但必须严格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及戴高帽*等行为。
第五章 开国大土改的初步计划和全国形势（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的发布，初步拟定了开国大土改计划，奏响了开国大土改的前奏曲，广大新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3、新区匪情
《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在新区土地改革计划的初步安排中，反复强调了“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这三项条件。很明显，这三项条件就是1948年5月25日中央指示中强调的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三项必须条件，即：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准备工作”就是“第一”条，“群众的觉悟”就是“第二”条，“组织”就是“第三”条。1948年的情形是：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被列入当年土地改革的范围。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为什么《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依然延续了1948年5月25日中央指示精神呢？这是由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新区形势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首先是社会秩序混乱，环境很不安定。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国民党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就提出所谓“战时施政方针”，即“实行军政配合，加强省县职权、发展民众武装，进行敌后游击，贯彻总体战”。他的所谓“民众武装”就是政治土匪；所谓“敌后游击”就是在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所谓“军政配合”，“贯彻总体战”，就是要使这种特务性的土匪武装与残留的地方反动政权及各种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进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在西南地区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人民*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
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经过1949年的剿匪斗争以后，全国仍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华东区5．9万多人，中南区28．8万多人，西北区4．2万多人，西南区65．5万多人，华北区2万多人。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4、土匪的活动方式及对抗手段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
第五章 开国大土改的初步计划和全国形势（4）
（一）政治土匪。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伪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
（二）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
（三）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
（四）封建土匪，即利用封建迷信团体以及被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他们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对抗手段是：
（一）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三）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