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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批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预言，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有两大进程，一个是新科技革命，一个是中国城镇化。这实际上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看做“世界级难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一号问题”，因为：从农民看，８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乃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从农村看，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大到农村城镇化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在全球史无前例。从农业看，解决“谁养活中国”和农业现代化问题，是“百业之基”，将始终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一个叫“旭日阳刚”的农民工歌手组合火了，起因是他们光着膀子、叼着烟头在工棚里高唱《春天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为什么是外来农民工唱红了“春天里”？并非因为专业歌手（歌词作者）汪峰唱功不好，而是因为中国农民背负了更多的人生困惑和发展包袱，激发出了全社会的共鸣。
想想吧，当人过中年时，国家已是“烂漫的春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但展望未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却感叹“老无所依”：城市只要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却把贫病之躯退回农村。
前言（2）
必须正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但农民的绝对数却没有减少，大体仍有8亿之多。
农民真穷、农业太弱、农村落后，构成中国“一号问题”的现实写照。其体制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具体而言，主要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被从农村“抽离”。8亿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号问题”要用“一号文件”来求解。改革开放30余年，中央一号文件已14次聚焦“三农”问题。
30余年的经验教训显示，中国农村改革有一条主线：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改革主线，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笔者追踪采访了“一号文件”的多位起草者和见证人，在与陈锡文、段应碧等名家交流中，深切感受到历史的深厚、发展的忧患，更体会到新老“当事人”的责任担当和民生情怀。他们是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未来20年仍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其间，如果不能落实“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转型战略，妥善解决“一号问题”，后果很严重：中国不仅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和滑坡，政治社会格局也可能出现重大不确定性。
“以城带乡”如何带？“以工补农”如何补？未来路径只有一个，即创造条件让发展要素向农村“净回流”。诸如切实推动征地改革、户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社保一体化改革，同时完善农村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市场主体地位。
作为制度保障，当务之急是探索建立向农村倾斜的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防止中央精神的“重中之重”变成地方工作的“边角下料”。迄今，这个制度保障仍是不可靠的。
无论何时，未来必须尊重8亿农民的“三个基本要求”，即政治要求是扩大民主自治、落实“四权”；经济要求是尊重物质利益、缩小差距；社会要求是落实公民待遇、弥合不公。
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高效求解中国“一号问题”，如何科学推进“中国崛起”的进程，国人期待，世界也充满期待。
序（1）
中国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
包永江
新华社高级记者宋振远的新书《中国一号问题》终于脱稿了，承蒙他送给我一阅，读后很开心。也承蒙他在文稿中多处提到拙见，很高兴。他希望我为该书写个评语，欣然从命。
文稿反映出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不同于我遇见过的另外一些记者朋友，后者在流水般的采访、写稿、发表之后，往往只是编录、登记、存入电脑的文件夹了事，然后马上投入“新的战斗”（这也无可非议）。但宋振远同志不同，他把多年的“三农”采访调研所得，用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红线串起来，又巧妙地冠以中国“一号问题”，把“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集中地描画出来。看完以后，好像看了一部“三农”历史纪录影片，不断地勾起人们的联想、回忆和怅惘，好象品尝了一道佳肴，回味无穷。」‘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个文稿许多地方写得有新突破。说是纪实，又不只是记录，除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历史事实以外，还有作者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探索。说是理论文章又跳出了理论的“枯燥无味”，用大量他所亲身采访的事实把文稿装扮成了“常青树”。说是评论，更跳出了那种可以用“是是非非是是是、好好坏坏好好好”两句话加以概括的世俗评论，在多处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面前敢于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特见解，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例如，文稿中对杜润生先生在上世纪之初“5个一号文件”的主持制定作用给予积极肯定。又如，文稿结合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对陆学艺先生及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介。再如，文稿还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行了历史和学理的考证，不回避问题，也不扩大问题，话说得很辩证。拜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位“后生可畏”的攀登者，他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令人钦佩。
当然，一部好文稿的形成，不单单在于作者的胆识，还需要作者通过辛勤的调查采访和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从而对“三农”问题进行科学提炼。通观全书，作者调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同时又追踪采访了参与和主持十几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起草人，如陈锡文、段应碧、赵树凯、袁崇法等。此外，作者紧紧抓住破城乡二元结构到确立城乡一体化战略这条历史转变的大纲，使得中央几十年推进“三农”工作的各项重大举措得以历史的再现。
序（2）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如实描述了中央在用前“5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九号大院”（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全体同志所作出的艰难拼搏。作为改革开放之初“５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之一，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又勾起了对于当年岁月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千，思考良多。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烫手的“一号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弊端累积而成，已经接近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央农研室领导的“中国农业发展组”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文中援引了当时四川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引文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身份自由，这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两条最根本的原因。农民之所以没有起来“打扁担”，一是我党在长期战争中与农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二是我们给了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早晚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文章把这段话称之为“警世之言”，我也有同感。。dongdui。
依我的直觉和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历经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损害和“文革”的摧残，在临近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样农民用生命换来的改革，继而迎来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三农”工作会迎来今天这样灿烂的春天，历经30多年的良性发展，到今天面临告别二元发展、开始奔向城乡一体化，则不一定单纯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一种十字路口最好的发展结果。除了最高层的果断决策以外，当时作为中央农村政策“总参谋部”的“九号大院”功不可没。
在宋振远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