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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谢谢你，比尔，但我死了，你和他还活着！”
比尔是个好人，他是福特家族的一员，身不由己。我和他仍然是朋友，我知道他真心希望我继续担任总裁，就如同他真的认为他无力阻止这件事一样。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开始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询问，我被炒鱿鱼的事显然已经传开了。那天结束之前，亨利发了一道非公开的通知给高级经理，上面写着：“从现在开始由考特威尔负责公司工作。”
有些人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收到这份通知的，但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停在经理停车场的汽车座位上看到这张通知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是亨利自己亲自下去放的，这可能是他确保把这件事做好的唯一方法。
那天下午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很轻松，我在车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不必再听他胡说八道了。”我被解雇的时机还算不错，上半年刚结束，我们的盈利打破了过去的纪录。
我回家后接到了小女儿莉娅哭着从网球训练营打来的电话，这是她头一次离开家，她刚从收音机听到我被解雇的消息。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每当我回想那痛苦的一周，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莉娅在电话里哭泣。我恨亨利这样对我，但我更恨他的做法，他使我没有机会在全世界都知道以前先坐下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莉娅不仅伤心，也很生气我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快被解雇了，她无法相信我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何时发生。
她问我：“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这个大公司的总裁，你总是知道会有什么事的。”
我说：“亲爱的，这次我真的不知道。”
她那周很痛苦，我想一定有些小孩幸灾乐祸，看平常养尊处优的总裁之女终于受到了惩罚。
不久后事情就很清楚了，亨利解雇我的决定是一时冲动下所做的，虽然这件事最终还是无法避免。那一周公司刚寄出一套1979年野马的先期宣传资料，里面有一张我站在新车前面的照片。几周之后，由比尔·伯克取代我代表公司在迪尔布恩出席了这次活动。
别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那个星期可摔得不轻，我顿时和我过去所开除的人命运相同了。
几个月后我加入克莱斯勒时，必须要将几百名高级经理解雇以使公司活下去，我尽可能做得很和缓。而这次是我平生首次尝到了被解雇的痛苦。
被解雇之后我仿佛觉得自己不再存在，也不能再说“野马之父”这类的话。我过去的下属、同僚以及我的朋友都很怕见我，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
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人人皆知亨利准备对艾柯卡的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任何人如果不完全切断与我的所有关系，就必须冒被开除的危险。
我过去的朋友也开始停止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担心电话被窃听，他们在汽车展示会上看见我会赶快转头看别的地方，有些真正有勇气的人会上来和我很快地握个手，然后在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摄影师捕捉镜头之前，匆匆离去，毕竟亨利可能会在报上看到照片，然后下令处决公开与被放逐的人在一起的抗命者。
第十一章摊牌（6）
痛苦的教训
在我被解职的那一周，曾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以及负责公司全球公共关系业务达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电话。
亨利问道：“你爱艾柯卡吗？”
墨菲说：“当然。”
亨利说：“那你被开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这项命令，但这可以告诉你他有多疯狂。
几个月之后我的两个老朋友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只有几个福特汽车公司的人来参加，其中只有比德威尔是公司的高级经理，他真是很冒险。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传讯，他们问他：“我们想知道昨天的宴会里有谁？”
对我而言，这件事虽已结束，但伤害却持续甚久。我在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25年来与我的家庭往来密切，每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打牌，我们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雇之后，他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玛丽在1983年去世时，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我父亲常说，你死的时候有5个真正的朋友就不枉一生了，我顿时了解了他的意思。
这是痛苦的教训，你可以和一个人做几十年的朋友，你可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当事情变坏时你曾去保护他，但等你自己碰上不幸时，却再也看不到他的人了。
这会使你认真地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我是否把我的家庭保护得更好？她们的压力非常大，几乎难以承受。看着自己的妻子病况日益严重（在我被解雇之后不到3个月，玛丽第一次得心脏病），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保护她们。一个残忍的人和残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
被解雇使我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如果有人打个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对你的遭遇很不平。”这样我都会觉得好得多，但大多数过去在公司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公司受独裁者的控制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就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他们有抵押贷款要付，而且也必须为他们的孩子着想。
董事会追随领袖
但董事会呢？这些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监护人，理应起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以防止高层滥用权力，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只要我们的利益被照顾得很好，我们就追随领袖。”
当亨利命令他们在亨利和我之间做选择时，为什么他们让亨利把他们充分信任的人解雇？他们未必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至少有些人可以辞职抗议，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说：“真丢脸，这个人一年为我们赚进几十亿美元，而你居然要解雇他，那我也不干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非常想弄明白：这些董事们如何能高枕无忧？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面对亨利？至今我仍不能理解那些董事对外界或扪心自问时，如何为他们的决定辩护。
我离开公司之后只有玛丽安·海斯克尔、乔治·巴纳特和乔·卡尔曼三位董事与我还有联系，我去克莱斯勒签约那一天，玛丽安打电话来向我道贺，她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士。
我和做信托投资业务的巴纳特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说：“你知道，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也该和你一起走，但我负责一部分福特退休金的业务。如果我随你去克莱斯勒，我将立刻失去它。”
玛丽去世后，我接到比尔·福特的一封信和墨菲写来的一张便笺，没有别的了。那么多年来我们一起合作，这就是在我伤痛的期间我从董事会所收到的信息。
在我被解雇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科恩律师站起来问亨利：“你解雇艾柯卡，对于股东的损失如何弥补？”
亨利微笑了一下回答说：“董事会支持我，这件事不宜公开。”
我被解雇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注意，沃尔特·克朗凯在CBS电视晚间新闻中评论说：“这好像一本讲汽车业的小说里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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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摊牌（7）
另一位特约专栏作家写得更直白，他说亨利是60岁的青少年，他的结语说：“如果像艾柯卡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保障，你的工作能保住吗？”
我特别喜欢《汽车新闻》的一篇社论，它提到我的100万年薪并且说：“不论从哪种角度来讲，他都受之无愧。”这篇社论没有直接批评亨利，而是说：“这个行业的最佳球员现在已是自由之身。”
许多社论主笔和专栏作家对我被解雇感到无法理解而且难以置信，《华盛顿邮报》财经版据实写道：“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把福特汽车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当成了他私人的领地一样来治理。”
罗得岛的地方报纸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后说，我被解雇大概是飞得太靠近空军一号专机（总统座机）。有位专栏作家写道：“在美国，福特这么庞大的公司，它的一举一动影响每一个人，一想到这件事就令人有点提心吊胆。现在福特汽车公司显然被一个傲慢自大的老头所控制，他只随心所欲地行事，不对任何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