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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海涅的出版人卡普（Campe）收到了一份来自穆斯特（Munster）的一个叫腓特烈·斯迪门（Friedrich Steinmann）的人的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的手稿。这本书以一种敌意和恶意的语态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卡普付了作者要求的稿费，又意外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海涅。海涅要求看一看手稿，于是卡普推迟了印刷日期，让海涅能够带回巴黎与罗斯柴尔德商讨此事。
在一封日期为1843年12月29日的信里，海涅给卡普写信：“我承认自己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报答罗斯柴尔德十二年来对我的大恩大德（比如说自从他到巴黎来之后为我做的事），如果我能以诚挚的方式来报答的话。”
这本小册子自从呆在海涅家时起，直到1858年才最终得以出版，也就是十五年之后，由布拉格的V·科波（V。 Kober）出版。
这一举动让海涅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儿获得了巨大感激，同时也不难推测，卡普本人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一桩重大的谋杀案
1840年4月，在大马士革（Damascus）发生了一场意外，极大地激起了基督徒和犹太裔界的紧张情绪。一位耶稣会牧师和他的仆人在大马士革城被谋杀了，而犹太人被控犯下了这起宗教式的谋杀案。嫌疑人被捕入狱，而当时盛行用严刑拷打审理疑犯，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奋起宣称坦白认罪都是迫于暴力，被控者是无辜的。而基督徒们却更为激进地坚持指控犹太人是有罪的。这一案件受到了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本地谋杀案的重视。无数犹太人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提交他们的请愿书，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个政府权力机关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人尽皆知，人们希望他们能代表自己的同胞对此事进行干涉。在詹姆斯和所罗门的出面下，请愿者们取得了成功。詹姆斯负责对付法国政府，而所罗门则力劝梅特涅采取行动。
目前，所罗门已经成功争取到了奥地利官方的支持，奥地利领事劳林（Von Laurin）最终代表被捕群众出面说话。同时他还劝使迈海迈特·阿里（Mehemet Ali）下令在今后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审讯中禁止使用酷刑，劳林亲自写信将此消息告诉所罗门，同时也让远在巴黎的詹姆斯了解事态进程。
另一方面，在大马士革的法国领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站在与犹太人敌对的一面。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让詹姆斯运用他在巴黎的影响力，但就在此时，奥地利—法兰西在对东部问题上的反对是最为强烈的，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害怕人们会将任何詹姆斯想要采取的行动视为是法国在奥地利面前的耻辱，同时任何来自犹太人毫无保障可言的支持都是对基督徒利益的损害。正由于这些原因，所有对被控犹太人有利的行动都被搁置了。
“我的努力，”詹姆斯在给所罗门的信中写道，“都很不幸地没能取得期盼的结果。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反应很慢；然而奥地利领事的举措却十分值得钦佩，他们不希望立刻召回我们的领事，因为这个事情对公众来说太远了，还未能完全唤起公众的关注。
“这样一来，我们剩下的唯一办法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召集报纸业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根据奥地利领事馆的报道，我们今天拿到了这份详单，把它寄给《论报》（Debats）和其他报社，并且安排这份详单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通报》（Allgemeine Zeitung）上。我们当然还应该出版劳林先生在这个事件上与我的通信，如果觉得没有事先征求梅特涅王储殿下的允许的必要的话。
“鉴于这个原因，我亲爱的弟弟，我确信你将会乐意为这个公正的案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请求你让亲爱的王储殿下主持出版这些信件。在这个让人伤心的事情中王储殿下所表现出来的仁爱情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会拒绝这一要求的。当你获得我所恳求的允许时，我亲爱的所罗门，不要马上仅仅在《奥地利观察者报》（O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上把它们发表出来，还要随一封短信火速把它们寄给《奥格斯堡人报》（Augsburger Zeitung），这样它们就能通过这个途径同时告知公众了。”
罗斯柴尔德代表他们在远方的受难同伴们的干涉事件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圈，随后海涅也就此事于《路特西亚》（“Lutetia”）发表了评论。“我们必须给右翼首席拉比（Chief Rabbi），”海涅写道，半开玩笑地提到塞纳河右岸的铁路工程，“展示他为以色列家族（House of Israel）所表现出的高尚的同情之心以信用保证，而不像他博学的对手、左翼首席拉比M·贝诺伊特·福德（）那样，当自己的同族正在叙利亚受着由法国领事教唆下的酷刑折磨的时候，还能向希勒尔（Hillel）般沉着冷静地在下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里就地租和银行利率改制发表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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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的要求
由于1840年战争的谣传使得军队开支急剧上升，帝国的财政问题再次迅速加剧。而私人业务也困难重重。到了1841年中期，与政府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的四大银行之一陷入了运营危机。这是盖伊穆勒（Geymuller）银行。梅特涅不惜一切代价地想保住银行不破产，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进行了长久的谈判，而那些银行不是没能力资助就是不愿资助。现在只剩下了三大银行——罗斯柴尔德，希纳（Sina），和Arnstein & Eskeles——继续做着国家业务。尽管国家需要大量金钱，但证券价格却很高，在1841年7月14日，三大银行按104％的比值报销5％的债券，共报销三千八百五十万弗洛林币，其中罗斯柴尔德认购了一千四百万。
在达成这笔交易之后（这之间的关联无可质疑），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提交了另一封请愿书，希望能在众多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规中获得一项豁免。
维克奥兹（Witkowitz）的铁制品最初是属于瑞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的，之后传给了瑞涅大公（Archduke Reiner）。但由于后者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选票，铁制品就准备出租给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能对此构成影响的请愿书是在1833年9月递交上去的，但最后一刻维克奥兹却被奥姆特大主教（Archbishop Olmutz）科泰克伯爵（Count Chotek）买下。当诺德巴赫（Nordbahn）的工程开工时，罗斯柴尔德不想依赖外国铁矿，于是大主教就将铁制品以与盖伊穆勒银行同份额的形式租给了罗斯柴尔德。与此同时，铁制品业迅速发展，正如所罗门在给宫廷提交的一封请愿书中说到的那样，在1841年“这已经成为君主国里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了”，同时还给一千五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当盖伊穆勒银行陷入困境，同时大主教也急需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就能借助大好时机将所有关注都引入到自己的领域里。当时的困难是，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不允许建立工厂、为某种原因购置必须的房产，甚至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于是罗斯柴尔德要求在这些条规中为他做出一个例外。看在当局刚刚从罗斯柴尔德那儿获得的贷款的面上，他们唯有同意他的请求，于是，所罗门不仅允许购置维克奥兹、扳机、枪托和金属管，同时还有权进入采矿业和制铁业。
这个时机挑选得恰到好处。罗斯柴尔德人在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们要求上越来越聪明了，并且很懂得如何趁热打铁。他们常常让政府心里过意不去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同时又不让他们垄断银行业务。
阿姆谢尔的手腕
在同一个家族中，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梅耶也使用着类似的手腕。这让贝特曼银行失色不少。正如斯切维姆（Schwemer）所说，阿姆谢尔的手触及每一块蛋糕：他与联邦德国交易的同时，也和民主德国政府保持着贸易往来，同时还为当时各地所有在建的铁路提供资金。他与黑塞宫廷（Court of Hesse）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振兴自己的家族。
在1831年的时候，老选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的儿子为了情妇离开首都，他就是之后被指派到卡塞尔（Cassel）联合摄政的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Elector Friedrich Wilhelm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