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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悲哀：《黄花赋》的创意分析
作者：邰科祥（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陕西陈忠实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对很多人说来不是很陌生。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它距现在不是太远，我们往往把这一段划归到近代，其内容在现行的各级学校开设的历史课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所以，只要是解放后上过学的人都不会忘记“甲午海战”、“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也就知道邓世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等著名的风云人物。加上，近些年来电影和电视剧中关于这段历史的题材以及有关人物的反复演义，所以，这段历史的片段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
然而，这段历史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中的很多细节包括一些隐情却不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历史著作包括教科书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从中只能了解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及历史在时间上的变迁顺序，所以历史教科书常常是简单、粗糙、乏味、干瘪的。因为学科本身的原因，它不允许感情的成分存在也不追求细节的生动和详实，而这些其实正是广大读者最需要了解的内容。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们很多人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诸如戊戌变法是怎么酝酿又怎么失败的？辛亥革命是如何爆发并取得成功的？等等。可是这些具体的情形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即使找到也往往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什么著作既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又能实现我们的好奇心呢？毫无疑问就是高质量的历史小说。小说被巴尔扎克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道理也就在此。特别是以一段历史区间所发生的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就更有资格作为这段历史的补叙或者新的版本。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不久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石之轩著的《黄花赋》就是一部生动的、详实的、崭新的中国近代史读本。
虽然这部小说出版仅仅两月时间，却意外的在网上产生了轰动，读者阅后所发的帖子已经超过200多条，我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从网上注意到这部小说的，谁知一读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它促使我思考这样的问题，辛亥革命的题材几乎被人们写滥了，为什么石之轩仍然要旧曲新翻？看完后我总算明白一二，作者不只是为了细化历史，他还有更重要、更独特，更深刻的考虑。
一、替维新派翻案。
小说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自觉地把“保皇维新”与“革命共和”的两条强国路线斗争的详细过程表现的完整而客观。而且作者没有简单的对两派的思想、行为以及结果做出评判，而是留给读者去品味。这种态度和做法完全符合历史小说的创作原理，既尊重历史又不囿于历史，既要客观的复现历史的原貌又要机智的表露作者的倾向。
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走向共和的历史应该是革命党孙中山等人的功劳与保皇派无关。所以作者应该把描写的重心放在革命的筹划与发动方面。但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改良派的活动叙述与革命的活动内容的描写几乎平分秋色，没有侧重。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并时有交叉，双方的力量也曾进行了长期的论辩和斗争。特别是对保皇派的详细描写应该说是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这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是留下了让现代的读者味之不尽的话题。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对于康梁等人的评价是不够的，也是极其粗略的。《黄花赋》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了解康梁一党活动的最好的资料。我个人从中解开了许多长期困惑不清的历史谜团。诸如，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康梁海外逃亡的过程、保皇会与革命党斗争的内幕，康梁在革命胜利后的态度。
作者之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并没有完全终止或抛弃这条线索而是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描写着康梁一党的各种活动。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不愿泯灭这些志士仁人的功勋，不想掩饰他对这些英雄豪杰的敬仰和赞美。的确，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们给予的重视评价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因此，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以及这些人物，变法的英雄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们也是中华振兴的先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是近代先进思想的最早传播者，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功臣。这不止表现在他们执着的强国行为，更主要的是他们提出的引领中国走向共和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辉。还有如谭嗣同等“留取肝胆两昆仑”的精神时刻震撼和激励着后人。他们与革命党人除了政见上的差异之外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态度对他们做出了落后甚至反动的评价，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后来的学者之所以仍然承袭这种看法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保皇党的所有活动。
二、对共和进行反思。
共和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党最初思考的都不是这个问题。直到清廷将要退位，中国南北双方才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孙中山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共和的思想，他们的主张很明确也很狭隘，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者说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这种思想其实根本没有五族共和的意味。倒使维新派反倒没有这种狭隘的民族立场，只要利国利民，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政府。孙中山是极力倡导民主的先驱，可是他始终不同意架空革命领袖的内阁总理负责制，不是他贪恋权利，而是他意识到中国当时还没有达到可以完全实施民主化程序的政治阶段，为此，他招致了革命党内部很多人的不满和误解。所以，虽然中国近代最终选择了共和政体，但是从当时各个政治集团的初衷来看却都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被迫使然或者时势所然。清廷不愿意、袁世凯不愿意、康有为不愿意，孙中山也一样。那么是什么因素又导致了这个结果呢？关键还是对民主的认同与法制的建立。不管是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党人坚持的共和制度，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用法律保证和约束每个人的权利。私天下已遭到所有人的指斥和鄙弃，民主已成为大势所趋。各派观点不同的是实行民主的程序和速度问题。所以，说白了，革命党与维新派争执的根本不是政体而是实现政体的时机和具体方式。那么，时隔一个世纪，我们现在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恐怕就会有另外的感受。即从现在的眼光看，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选择君主立宪也许未必落后于革命立宪。
换句话说，保皇派当时的一些的思想未尝没有道理，未尝不比革命党高明。历史是无情的，也许当它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国家又是一种面貌，这一点谁也不能判断。无数的偶然注定了必然的结局。假如光绪皇帝没有被囚，戊戌变法还在继续；如果袁世凯及时倒戈，慈禧提早下台；或者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抢先成功，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谁也说不清，但历史永远没有假如，只有现实，革命党成功了，保皇派失败了。孙中山被邀四处演讲，风光无限；康有为隐遁民间、黯然神伤。可是，值得玩味的是：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却不得不辞职，舞台上却在演义康梁变法的故事。改朝换代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只有老百姓心里明白，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人永远不会被忘记。
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思想没有对错之分。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只不过在实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两派有不同的观点而已。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倡导民主共和。尽管民主共和的政体最终建立，但真正的民主是否实现了？人民的生活是否安康？事实证明都没有，反倒引起了连绵的内战，争斗不息。所以康有为当时说：“以共和立国，以我国的国情，只会导致军阀割据，国分裂而民涂炭。”事实也诚如此言。
试想，如果当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国家就一定会安宁吗？恐怕也不一定。但是相对而言要比民主共和更能为大家接受一点。因为它更现实，更与中国的国情切近一些。也就是说，当民智未启，教育不兴，国力薄弱、军阀割据之时就期望民主是不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