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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过程中发生的“极端###”和“不人道”现象并不是局部性的，不仅东北有、内蒙古有、云南有，就全国范围讲也很普遍。不过，这种现象与病退政策本身是两回事，不应该混为一谈。国家放宽病退条件以后，毕竟使大批普通百姓的子弟得以返城，作用还是积极的。问题是当知青返城的势头不可逆转时，本可以及时调整政策，为希望返城的知青提供更多的便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那些贪赃枉法、利欲熏心者依仗权势，吞剥知青的机会。
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返城风刮得早、刮得猛，除了外省知青多，距家乡远，年龄普遍偏大等原因外，还因为：
北大荒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农场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食堂、宿舍条件很差；冬天放三四个月假，撵知青回城，不发工资、粮票。住房紧张。文化生活单调，看不到电影、文娱节目。知青在农场苦干多年，变化不大，对前景愈加失望。
知青政策反复多变。忽而说上山下乡是“战略措施”，忽而又说是权宜之计；忽而说可以办病退，忽而又说不办返城，只可调换。有人说：“知青政策是朝定夕改，像孙猴子一天七十二变。”这就增强了知青和家长的恐慌心理。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规定国营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却难以做到。实际上连省委领导和省知青办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一刀切”都持有异议。一些知青看到返城仍有一线希望，便像洪水决堤般地往外“冲”。他们说：“快办，快办，说不定啥时候又变。”于是带动了一大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3）
从省领导到整个社会舆论，对知青返城要求一般比较理解，尽力予以通融、解决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引起哈尔滨市知青请愿事件。3月1日上午，该市知识青年500余人（一说3000人）在市革委会机关门前###，要求返城，有青年呼喊“要###、要自由、要工作”口号。围观者众，堵塞交通达5小时之久。风波到3日始平息。省、市领导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知青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不再闹事。问题得到了解决。。省里多次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安置知青返城。省委书记提出：“要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那样欢迎他们回来。”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到黑龙江作报告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不是扩大农村人口，上山下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他们的讲话被一些知青当作要求返城的依据，说：“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进城，而不违背历史潮流务农。”一些知青自嘲地把自己称作“三品官”：新生事物的试验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搞“四化”（四个现代化）的废品。一些知青典型过去上大学不去，招工不走，说了些“大话”，至此感到既吃亏又没脸见人，自卑感代替了昔日的自豪感。在许多农场，“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成为流行的说法。
许多农场看到知青闹返城，认为是大势所趋，于是放任自流。每人发张返城申请表，谁愿填谁填，谁愿走谁走。镶河种马场把哈尔滨市的一千多名知青分批送回哈市，同时招收四川的盲流顶替知青工作。有的农场采取分配名额、群众投票等办法决定谁返城。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有的农场，知青返城去办手续后，集体宿舍被改为家属房，集体食堂散伙了，知青回场无处吃，无处住，只得再返城。有一对知青夫妻，男的是秘书，女的是打字员，其父母来一封信，与他们商量可否办顶替，不料信的内容被领导发现，第二天就宣布这对夫妻当农田工。
扎根与返城，两种思潮的冲击始终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最初，扎根舆论压倒一切，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典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马革裹尸还”，铮铮誓言，掷地有声。当时，返城的舆论只是一股暗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暗流涌出了地面，涓涓细流汇集成河，终于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各级知青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扎根典型”，都不失时宜地调整了努力的方向。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报纸广播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金训华为建设边疆贡献宝贵生命的事迹，与他同时下乡的妹妹金士英，名字赫然地出现在报纸上。到1978年，金士英姓名前的职务是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79年，知青大返城，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高崇辉，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80年代，离开了农场。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就顺遂了大流。
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数十万知青已所余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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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1）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素被视作“烟瘴蛮荒”，自古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中央政府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期间，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苦。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发现问题最多，屡被点名批评的单位之一。知识青年初到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年后，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令知识青年一筹莫展的有以下一些难题：
（一）性别比例失调，大批青年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基本是1970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国家制定的标准：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云南农场的55万知识青年均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晚婚年龄，但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农场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当时全部知青不过5万之数，足见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女知识青年的返城率和离场率均高于男知识青年云南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转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长期以来，农场的女知识青年总是想方设法在场外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农场部分女知青虽年近30岁，仍不愿在农场找对象，安家，对于返城存有希冀。有的男知青沮丧地说：看来不是打光棍就是做和尚了。有的男知青甚至准备到深山老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的汉族后裔结婚。许多男知青为此感到苦闷。
（二）知识青年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改变，物质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的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草房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
（三）工资待遇低。1978年，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而城市企业的二级工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有的知青探亲回家使家里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父母问：“我们为你操了那么多心，花了几千元钱，为什么你在那里还是这样苦？”
（四）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识青年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识青年的名声。几个人结伴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有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五）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