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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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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风的平息（1）
1968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湖南日报》社论：《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年2月3日。。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年1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1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月19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10月8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南方日报》，1968年1月29日。。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1967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2月23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 想看书来
返城风的平息（2）
25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4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元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年6月21日。
返城风的平息（3）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6月7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